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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中国国内企业的技术转让合同，同样需要向科学技术部进行统一登记管理，并未享受特权。尽管中国《合同法》中未对合同登记进行特殊规定，但科学技术部、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印发的《技术合同认定登记管理办法》（国科发政字〔2000〕063号）规定，国内法人、个人和其他组织依法订立的技术开发合同、技术转让合同、技术咨询合同和技术服务合同需向科学技术部进行登记，并非301报告中所称享受特权。

　　其次，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在中国境内享受特权的是外国企业而非中国企业，外国企业长期在在税收法律上享受超国民待遇。自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至2008年，中国一直在国家层面给予外资企业超国民待遇的税收政策和土地优惠政策。1991年中国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第七条明确规定，“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在经济特区设立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和设在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15%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设在沿海经济开放区和经济特区、经济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减按24%的税率征收企业所得税。”，该法案在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后仍然有效，直至2008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得税法》把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统一为25%，在此之前外资企业在企业所得税上长期享受超国民待遇。

　　当前外资企业仍在我国享有部分税收优惠政策。2017年国务院发布《国务院关于促进外资增长若干措施的通知》（国发〔2017〕39号）第二章第三条规定“对境外投资者从中国境内居民企业分配的利润直接投资于鼓励类投资项目，凡符合规定条件的，实行递延纳税政策，暂不征收预提所得税”，同样在所得税计提上对外资企业及个人给予超国民优惠。

USTR在301报告中丝毫不提中国长期以来对外资企业及个人各项优惠政策对中国国内企业所造成的不公，仅强调在技术合同管理方面的程序设置，双重标准使得其论据过于片面狭隘。

　　2.3.3 片面评价我国产业政策

　　301报告的第四章花费近百页篇幅对我国的高科技领域的产业政策进行了广泛的批评，认为中国政府不公平地指导和促进中国公司对美国公司和资产进行投资和收购，其中技术领域的投资增长迅速。过去几年，中国的高科技投资主要集中于航空、集成电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工程机械和机器人、可再生能源、汽车等七大领域。其中，信息技术和能源领域增长尤其迅速，2009年-2013年信息技术领域的对美投资的年平均额为3.12亿美元，但2014年迅速增长至59亿美元，2015年和2016年维持在13亿美元和33亿美元的高位；2005年-2013年，能源领域的对美投资的年平均额为6.73亿美元，但2014年-2017年，年平均投资额增长至42亿美元。

　　301报告进一步分析到，由于这些并购是基于政府政策目标而非市场决策，因此中国企业在并购中得到了包括中国主权财富基金——中投公司和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内的金融机构的大力支持。而中国国内对企业并购严格限制，外国企业无法在中国自由地进行类似交易。此外，由于交易中的部分损失由政府承担，中国企业在并购中更愿意承担损失。这些对于包括美国在内的外国企业而言都是不公平的。

　　因此，301报告得出结论：中国政府制定的大量战略、各类政府注资背景的基金与国有银行为高科技术产业提供了不公平的产业政策，是近年来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快速增长的主要原因。

　　我们必须指出，理论与历史经验均表明产业政策一直在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由于资本的顺周期逐利性与历史局限性，从长期来看难以仅凭市场力量促进产业的升级与技术的进步。以国家主导的产业政策扮演着积极引导与调整产业结构的角色，能起到提升社会资源配置效率，加快产业、技术、人才向更优结构转变等重要作用。

　　事实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各主要经济体近年来均在高科技领域制定相似产业政策。进入21世纪以来，伴随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以及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以大数据、云计算为依托的各类高端制造、智能科技产业逐步兴起，美德日韩等国为在新一轮工业革命中抢占先机，均纷纷出台相关产业政策鼓励、引导企业在高科技领域的投资。从发布的高科技制造业战略以及政策来看，各国指导性纲领中提及的战略目标以及实施方式相似度很高。2012年美国提出《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强调加快对中小企业高端制造业投资，并通过政府采购以及直接投资、支持基础技术研发、提高政产学研用模式效率、培育高科技术人才等手段支持高端制造业的发展。该计划内容与《中国制造2025》、韩国《制造业创新3.0战略》、日本《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以及德国《高技术战略2020》主体内容以及实现的方法手段极为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