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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立哲也表示，缅甸一家电视台曾经发起了电视辩论，希望中电投和一个反坝组织进行面对面的对话。但在约定之日前一周，该组织选择了放弃，最终不了了之。

2014年3月，包括前政治犯在内的一百多名缅甸民众，发起徒步从仰光走到密松项目所在地的抗议活动，呼吁政府永久停止密松项目。在长达1400多公里的徒步行程中，一部分人在中途放弃，其余人员在5月份抵达三江源。

“他们以为总统虽然叫停了项目，但我们还在偷偷施工。”在梁粱的记忆里，这是堪称最“剑拔弩张”的一次对抗了。“我们把(抗议)活动的几个负责人带进营地，让他们看看现场的情况。他们看了之后，发现我们的确没有在施工，就缓和多了。”

当年，中电投还邀请部分密支那的缅甸记者到中国参观三峡大坝。克钦邦记者协会原主席吴赛亭林告诉无界新闻记者，看过三峡之后，他本人对密松的疑虑减少了很多。不过，反密松的声音在缅甸已成潮流，舆论的螺旋已经形成，改变殊难。

“去年记者团中有一个是缅甸《人民声音》的责任编辑，在行程中他就告诉我，不是我们觉得项目不好，而是我们写了这样的报道，交给主编，肯定要被毙掉，不可能发出来。”梁粱回忆到。

“我们的接触策略也有所调整，”高斌说，项目搁置之初，中电投采取的是“请进来走出去”策略，公关力度比较大，但后来调整了策略，“对于某些实在很难沟通的，就暂时先放一放，交给时间。毕竟如果你不喜欢我，可能我越说你越讨厌我。”

社会认可

回到仰光。

在一个僻静的小巷里，无界新闻记者见到了“缅甸负责任商业中心”的主任维琪·鲍曼。这是一家颇具影响力的NGO，主要目的是促进缅甸企业采取负责任的商业行为。鲍曼的另一个身份，是前英国驻缅甸大使。她在缅甸生活了十几年，会说流利的缅语，曾在这个英国的前殖民地国家担任了四年大使。

就在此前一周，蒋立哲曾到仰光与鲍曼会面，听取她对中电投即将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的意见，并根据鲍曼的建议，将社会责任报告改成了可持续发展报告。“鲍曼认为在社会责任和公众沟通方面，我们是在缅甸做得最好的中资公司。”蒋立哲对这个评价略感欣慰。

这一点也得到了鲍曼的确认：“就我观察，中国在缅甸的大型企业中，中电投是迄今为止在社区参与和对外公共关系方面做得最好的一个。”

中电投采取了很多措施支持移民村教育

然而，这其中的大部分努力都是在密松项目被暂停之后才进行的。

在鲍曼看来，密松项目所遇到的挫折，是一个在运营过程中没有得到“社会许可”的经典案例。

“社会许可”是相对于“法律许可”而言。显然，密松项目具备完备的“法律许可”，不管是从哪一个法律文件来说，都是合法的项目。但社会许可不一样。“你无法向谁去申请获得社会许可，”鲍曼举起一张纸，“它不是一张印着’社会许可’字样的证书，有个人签上名，拿去，你就获得了社会许可。不是这样的，它关涉的是信任。”

最关键的是，随着缅甸的民主转型，“社会许可”正变得越来越重要。

“你们现在所做的这些，如果在项目被搁置之前去做，是不是会更好?”对于这个问题，蒋立哲只是回答：“那时候这个国家没有这条件啊!”

鲍曼不这么认为。“项目如今的情况，缅甸政府和中电投都需为此负责。”她说，在风险评估阶段，中电投就应该问自己，“如果政府更迭，项目会怎样?会继续进行还是会遇到反对?” “他们的误区就在于认为只要政府与政府间关系不错就行了，就够了。西方公司不会就这么进来，因为他们觉得这样风险太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