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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研究内涵演进与知识生产内涵演进的历史进程基本一致。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的《弗拉斯卡蒂手册》（第一版）对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试验发展的内涵界定成为各国开展R&D统计调查的基本依据，反映了工业经济时代的认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对R&D的定义与OECD一致，并于1984年发布《科学技术活动统计手册》，认为“基础研究主要是为获得关于客观现象和可观察事实的基本原理的新知识所进行的实验性或理论性工作，不以任何专门的或具体的应用或使用为目的”。在高产的科技创新和高效的商业实践推动下，知识、数据为重要的生产要素。OECD在《1996年科学、技术和工业展望》报告中提出发展“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the knowledge-based economy）[5]。《弗拉斯卡蒂手册2015》（第七版）虽然没有改变基础研究的定义，但对R&D活动进行了拓展，指“为增加知识存量，包括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以及用已有知识设计新的应用而进行的创造性、系统性工作”[6]，反映了R&D投入主体增多、统计领域扩大、测度步骤细化、支出统计口径拓宽等新态势[7]。

基础研究发展模式。基础研究发展模式是科技界、政府和社会为实现一定的基础研究目标而采取的基础研究组织形式及运行机制，是对基础研究发展规律、内在机制、基本结构、本质特征和阶段特征的概括和描述，是“目标定位-资源投入-绩效评价”的统一，也是“结构范畴”与“过程范畴”的统一。在不同发展阶段，人们对基础研究的内涵、功能认知不同，相应地，基础研究的发展模式、资源配置、评价评估也不同。

第一，“线性模型”。1945年，《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报告提出基础研究是没有明确应用目的、以好奇心驱动的科学研究，是应用研究的源头[8]。这一认识被认为建立起从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试验发展的“线性模型”，与工业经济时代的创新组织和管理相适应。1993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认为，基础研究是增加新的科学知识的活动，没有特定的、直接的商业目的，但不排除会在当前或其他潜在领域具有商业价值，这个定义认识在“线性模型”基础上拓展了基础研究应用的渗透性、广泛性与不确定性，凸显了基础研究的“无用之用”。

第二，“象限模型”。1997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司托克斯在《基础科学与技术创新：巴斯德象限》中提出，基础研究包括好奇心驱动的纯基础研究（玻尔象限）和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巴斯德象限）[9]，拓展了基础研究的内涵，推动政府更加重视应用基础研究（也称定向基础研究、技术科学、战略性基础研究等）。“象限模型”加深了人们对基础研究和应用及潜在应用关联度日益增强的认识，更加强调应用场景驱动的知识生产模式，凸显了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第三，“循环模型”。2017年，美国哈佛大学文卡特希·那拉亚那穆提教授等在《发明与发现：反思无止境的前沿》[10]中揭示出科研活动是复杂的非线性过程。“发明-发现”“循环模型”突破了传统线性思维框架，更加重视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的循环促进。启示人们围绕“发明-发现”良性循环来组织基础研究，促进自由探索导向的基础研究与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相互赋能，提升“科学-技术-创新”体系整体效能。

第四，“生态模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一方面要遵循科学发现自身规律，以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来驱动，鼓励自由探索和充分的交流辩论；另一方面要通过重大科技问题带动，在重大应用研究中抽象出理论问题，进而探索科学规律，使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互促进。”[11]“生态模型”阐明了基础研究的双驱动力：一方面由科学家的好奇心、想象力和能动性驱动，代表知识生产内驱力；另一方面由经济、社会、安全等多元需求驱动，代表知识应用外驱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