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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础研究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政策性概念，大科学时代、数字时代的基础研究模式是“线性模型”、“象限模型”和“循环模型”融合基础上的“生态模型”。我国基础研究正在从“跟踪学习”向“原创引领”转变，抓住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迫切需要推动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重点任务包括六个方面：强化体系布局、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形成骨干网络、培育高水平人才、加强国际合作、弘扬科学精神。为此，要从优化发展模式，构建新时代基础研究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增加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力度，优化科技资源配置机制；加强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建设，完善培养、发现、使用机制；提升科技基础能力，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等方面强化保障措施。

【关键词】基础研究 内涵 模式 高质量发展任务

【中图分类号】G30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619/j.cnki.rmltxsqy.2023.11.008

【作者简介】万劲波，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博导，综合集成部部长，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为科技战略、基础研究政策、科技智库与治理。主要著作有《创新发展的战略预见》《创新发展的战略与政策》等。

基础科学研究泛指人类从事自然社会规律、逻辑和现象等科学问题研究的活动，简称基础研究。基础研究是二战后逐渐强化并丰富的概念，早期以兴趣导向和自由探索为主，后来向应用导向和战略导向拓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1]。回顾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基础科学理论、原创科技成果的重大突破深刻影响世界科学中心的转移和国际竞争格局的调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高质量发展形成历史性交汇，数字时代的科学研究范式发生深刻变革，基础研究转化周期明显缩短，大国科技竞争与合作的焦点向基础前沿前移。党和国家历来重视基础研究工作。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研究取得重大成就，如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提出到2035年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进入创新型国家前列、建成科技强国[2]的宏伟目标。科技强国是现代化强国的战略支撑，科技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应对国际科技竞争、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我们加强基础研究，从源头和底层解决关键技术问题”，“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加强基础研究纳入科技工作重要日程，加强统筹协调，加大政策支持，推动基础研究实现高质量发展”[3]。

基础研究内涵演进与发展模式

从广义上讲，人类自出现以后就有了对自然和社会规律的认识活动，如历史上许多文明都对农、医、天、算等有朴素的认识，懂得结绳计数、钻木取火、金属冶炼等技术方法。从狭义上讲，科学即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客观规律的知识体系。16世纪文艺复兴揭开近现代科学发展序幕，直到17世纪，自然科学仍被认为是自然哲学，作为哲学的一个分支。18世纪、19世纪，科学越来越与实验、技术、方法相关联。英国学者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作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李约瑟之问”讨论至今，仍然有不同认识。一般认为，我国古代不乏优秀的技术发明，但缺少规模化、系统深入的实证研究和理论探索。20世纪，学科分类框架基本稳定，具体学科不断交叉融合并处于动态调整之中。21世纪，现代科学技术发展进入大科学时代，基础学科深入交叉、汇聚，科学、技术、工程与产业、经济、社会加速渗透融合，产学研融通创新、跨界合作，基础研究内涵进一步拓展，发展更加依赖平台、人才、资金、数据等先进生产要素。

基础研究内涵演进。基础研究自提出以来一直是一个与时俱进的政策性概念，内涵、性质、类型和关键驱动因素不断丰富。二战前，科学界多以“纯科学”或“纯研究”等区别于“应用科学”或“应用研究”。二战后，美西方国家更加意识到科学突破对国家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以1945年万尼瓦尔·布什发布《科学：无止境的前沿》报告并直接促使成立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来支持基础研究为标志，各国纷纷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4]。正是由于基础研究的内涵模糊，各国政府和学者通过不同的政策文本、资助框架和研究成果对基础研究的定义、内涵、性质、类型和关键驱动因素进行了广泛持续的讨论，概念的内涵被持续界定并不断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