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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学者提出，“建议草案增加对用人单位违反防治性骚扰义务应承担责任的规定，在用人单位未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和制止性骚扰时，受害人可以向用人单位请求赔偿”(30)；这一建议不无道理，但此类内容宜由单行法未来加以规定，民法典不宜做出过细的规定。就此而言，前引印度2013年法案第4条规定，单位必须设立“内部投诉委员会(Internal Complaints Committee)”。第19条则详细列举了一系列义务：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在显著位置张贴公告，告知性骚扰的法律后果及内部投诉委员会的设置；定期组织相关培训；为内部投诉委员会的运行提供相应的设施与便利；确保被投诉对象及证人出席内部投诉委员会的调查；向内部投诉委员会提供必要的信息；为受害人投诉提供相应的协助；协助受害人提起诉讼；将性骚扰作为不当行为(misconduct)加以惩处；监督内部投诉委员会定期提交报告等。就我国而言，在民法典通过以后，未来可在相关单行法或司法解释中对此类内容予以细化。

　　三、社会性人格权

　　在瑞士法上有社会性人格权的概念，主要包括标表性(31)(姓名权、名称权、肖像权、声音权等)及评价性人格权(名誉权等)，因为此类人格权为人的社会交往所必需。(32)

　　草案第797条中对艺名、网名问题做出了规定，强调对其可“与姓名和名称受同等保护”；三审稿继续保留了这一规定。然而，在实践中，一些具有较高知名度的艺名、网名往往是专业的演艺公司专门进行设计、包装和推广的，因此，在演艺公司与艺人之间往往有协议约定其归属和使用条件。一些“网红”人士被一家网络公司“捧红”后，如果在合同约定期满前带着其艺名、网名跳槽至另一家网络公司，可能损害前者的利益。因此，“当红”的艺名、网名的归属问题比较复杂，涉及竞争法问题，不能简单比照姓名权进行处理。

　　就肖像权而言，不应单独设立一章，应与之前的姓名权、名称权合并为一章，因为都是彰显身份的人格权(所谓“标表型人格权”)；而且都可能许可他人使用，进行商业化利用(33)；分开处理恰恰割裂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另外，建议借鉴比较法，为死者肖像利益的保护设定时间限制。譬如，德国和荷兰为死后10年，比利时为20年，而西班牙则为80年。建议我国可采取著作权的模式，时间设定为死后50年。

　　关于名誉权部分，十分重要的是，除了消极防御权能，还应突出人格权的积极权能。(34)为此，草案需进行进一步完善：

　　(一)应增设回应权(right of reply)

　　回应权最早源自法国19世纪的立法，后为瑞士等国的法律所吸收；《瑞士民法典》第28g及以下条款是回应权立法的范例；而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前引1959年德国“德国民法人格与名誉保护新规则法草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回应权。(35)回应权是指定期出版的媒体(包括报刊、电台、电视台等)如有涉嫌损害他人人格之报道，则被报道者有权作出回应；回应必须简明扼要，必须直接针对系争报道所涉事实；若回应的事实显然不正确，违反法律或公序良俗，则媒体有权拒绝刊发。如果所报道的事实系公权力机构所组织的公共活动(例如司法活动)，则被报道者无回应权。回应须在知晓系争报道后一个月内作出，最迟应在该报道刊发后三个月之内提出。媒体在收到回应之日起，三日内告知是否刊载；如决定刊载，应在此后三日内安排。回应在篇幅上应与所针对的报道大体相当，媒体可以拒绝刊载篇幅过长的回应。通常，如果报道失实，在允许被报道者及时做出回应后，对其名誉的损害即可及时和最大限度地降低。由此，回应权制度最大的好处在于：将名誉权争议解决于萌芽阶段，由此可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诉讼，节约司法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