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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还应增加限制条件：器官捐献不得严重损害自身的身体健康；防止出现“职业捐献者”群体和变相的买卖器官。这里并非是为捐献者设定一项义务，而是从维护捐献者的尊严和身体健康出发，对其捐献行为设定了一项限制。这就是说，在捐献者表达其捐献意愿之后，实施手术的医疗机构应当对其身体健康状况进行检查，以核实其健康状况是否允许捐献器官。如果经检查后发现捐献器官可能对其自身健康带来严重危害，则不得协助其完成器官的摘取与移植。

　　6.关于789-1条基因编辑条款。二审稿草案第789条之一规定，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的，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三审稿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不得损害公共利益”。显而易见，这是对2018年11月贺建奎基因编辑事件的立法回应。《法国公共卫生法典》第L1121-2条规定，“对于涉及人的有关研究，人类的利益永远优先于单纯的科学或企业的利益”。这一增加确有其积极意义，但是仍然不足以应对相关的实践。原因在于：上述条文中，“基因”一词概念过窄，不包含线粒体及其他可以遗传的周边物质，以基因组更为恰当；人体胚胎应该改为人类胚胎更合适；现有条文中“从事…活动”的表述似乎过于狭窄，不能涵盖非医学及非科研活动。而采取“涉及或影响”措辞，可涵盖异种移植和基因驱动问题，比如将猪的基因移植到人体，或者仅是在动物或植物间做基因突变、基因修饰活动，但会影响环境和健康，如产生新病毒变种，这显然也会影响人类(例如改变动物基因以研发抗病毒物质)，需要经过伦理审查。另外，基因组和胚胎的改变，应该以治病救人为目的(涵盖实验室研发行为)，这意味着生殖系基因组编辑将受到自动限制(必须是别无他法情况下的选择)。还有，基因编辑必须考虑未来世代的利益，因为对未来世代会产生目前无法估量的影响；因此，此类行为不得危害人的健康和安全，不得危及未来世代的健康利益。因此，建议该条文进一步加以明确：“涉及或影响人类基因组、人类胚胎改变的行为，应当以治疗疾病和提升人类福祉为目的，并依法通过伦理审查，不得危害人类健康、不得违背伦理道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

　　7.第790条性骚扰条款。应考虑区分性骚扰与性侵害(sexual assault，有身体实质性的侵害)；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所侵害的主要是尊严和平等权，而非身体；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本章中对性骚扰作出规定“造成体系违和”的这一批评确有道理(24)；但从立法的现实性角度考虑，草案的这一安排也有其合理性，因为多数性骚扰是通过接触他人身体的行为而实施，确实侵害了其身体权。(25)另外，性骚扰的高发地为工作场所，利用从属关系是其重要特点，它在本质上构成一种性别歧视(sex discrimination)，形成了一种敌意(hostile)的工作环境。(26)

　　建议在本条第1款“实施性骚扰”之前，增加“故意”要件，防止一些人因为过失而被“误伤”；显然，一个让人动辄得咎的社会是难以构建和谐的信任关系。当然，过错可以采取推定的形式。就此而言，印度的司法与立法经验值得关注。印度最高法院在1997年作出了一个标志性判例即Vishaka案，在该案中印度最高法院对性骚扰给出了如下定义：任何违背对方意愿的、具有确定的性内容的身体、语言或者非语言行为，包括具有性暗示的评论，要求性方面的恩惠与好处，含有性攻击内容的图像，以及女性因拒绝性合作而受到的歧视或不利影响；判例所确立的这些原则被称为Vishaka指南。(27)以该指南为基础，印度2013年通过了《预防、禁止和矫正在工作场所对女性实施性骚扰法案》(28)；从法案名称看，该法为用人单位设定了预防、禁止和矫正性骚扰的三重义务。该法案第2条第(n)款对性骚扰的定义如下：“性骚扰(sexual harassment)包含以下一种或多种不受欢迎的行为或姿态(无论是直接或者通过暗示)，即：①身体接触或者挑逗；或提供性恩惠(sexual favours)的命令或者要求；②发表具有性色彩(sexually coloured)的评论；或者③展示色情信息；或者④其他任何不受欢迎、具有性属性(sexual nature)的身体、语言或者非言辞性的举止”。2013年印度也对其刑法进行了修订，第354A节对性骚扰做出了类似的定义(29)；根据修订后的条文，对性骚扰犯罪最高可判处三年监禁，并处罚金。显然，构成性骚扰要求行为人具有性意图，以获取性方面的生理或心理满足为目的，常常采取性暗示(sexual overtones)的方式。此外，性骚扰通常以明知其行为或言辞违背对方意愿为前提。总之，过失行为难以构成性骚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