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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利用其美元国际货币地位，进行货币超发，输出通胀，全球流动性泛滥致使新兴市场外债增加、金融市场普涨，美元收紧刺破金融泡沫，引爆新兴市场危机，剪羊毛。伴随美元在全球贸易活动、金融活动中的主导地位日益稳固，美国货币政策的收放如潮汐引导着全球资本流动与贸易活动扩张收缩。总结来看，美联储通过货币超发，向全球输出通胀，市场风险偏好上升，资本流出美国本土市场，大量过剩的流动性涌入新兴市场或其他预期回报率较高的非美国家，股票、房地产等广义资产价格快速上升，引发各地区的资产泡沫或过度美元负债。而在美联储收紧货币的条件下，全球流动性紧张，市场避险情绪上升，资金纷纷流出非美国家，非美货币贬值压力增强，各国股市纷纷呈现下挫态势，如果世界某些地区积累了较大的资产泡沫或债务风险，对流动性和利率比较敏感，则容易出现问题，如1982年的拉美债务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等。

　　利用国际评级机构“顺周期”唱空相关国家及企业，通过下调信用评级，传递恐慌情绪，对相关企业境外发债、外资投资以及金融市场产生影响，提高融资成本。由于穆迪、标普等以美国为代表的信用评级公司对国际债券市场具有较大的影响力，美国可在金融形势较为紧张的时刻，通过下调信用评级、唱空相关国家及企业传播恐慌情绪，对目标国企业融资及资本市场造成打击。具体来看，评级机构在1998年、2008年两次大的金融危机中均未能预警危机，反而在危机发生之时为维持声誉而连续降级，人为地制造恐慌情绪，加剧市场下行和危机蔓延。1997年12月22日，穆迪降低泰国、印尼、马来西亚和韩国外汇债券及银行存款信用等级，东南亚和韩国股市暴跌。1998年7月至9月，评级公司前后发布60-70次降级、“观察”或“负面”通告，引起10多次区域性股市震荡。2002年，IMF在工作文件中指出，相关评级机构应该对危机负有一定责任，因其“仓促下调评级，致使局面恶化”。

　　美国在国家层面施压非美国家汇率升值；在目标国经济疲软或被金融制裁时，美国资本趁机做空非美货币，促使非美货币大幅贬值，资金恐慌性外逃，引发金融市场动荡。如2014年美欧联合制裁俄罗斯，使得俄罗斯资金大量外逃，卢布大幅贬值，2014年年内卢布兑美元最高贬值56%。欧央行于2014年5月表示，自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俄罗斯实际的资本外流规模估计已经达到2220亿美元，比俄罗斯自己承认的数字高出4倍。

　　在目标国经济稳定时，美国通过认定非美国家为“汇率操纵国”、直接谈判等手段，施压非美货币升值。在直接谈判施压非美货币升值方面，美国与日本签订《广场协议》，通过政府手段干预升值日元。1985年9月，美国迫使日本签订《广场协议》，并宣布联合干预汇率市场，结束美元汇率偏高情况。其后，日元快速升值，协议签订前美元对日元汇率是1美元兑换239日元，至1986年底，已贬值为1美元兑换159日元，1年内美元贬值超过30%。日元的急剧升值引起日本各界的强烈不满，部分出口企业利润受到影响，以日元计价的出口增速下降。美国还通过认定非美国家为“汇率操纵国”，施压非美货币升值，从而达到减少美国对外贸易逆差的目的。美国1988年颁布《贸易和竞争力综合法案》为美国指控别国“操纵汇率”并展开制裁提供了法律依据。该法案规定，美国财政部部长必须“考虑各国是否操纵本国货币与美元之间的汇率，以防止有效的国际收支平衡调整或在国际贸易中获得不公平的竞争优势”。若认定一国存在“操纵汇率”的行为，且对美存在大额贸易顺差或巨额经常账户盈余，则财政部部长将通过双边对话进行协调磋商，促使“汇率操纵国”将汇率调整至合理水平。2015年，美国通过《贸易便捷与贸易促进法》，提出判定汇率操纵国的量化标准，并进一步明确美国对“汇率操作国”后续制裁措施的程序与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