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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中美经济的互补性决定了两国间竞争和合作的长期性，中国要在竞争中寻求合作。在全球产业链重构背景下，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做到产业链的“全覆盖”，美国做不到，中国也做不到。对外贸易不仅是我国开放型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关键枢纽，也是我国参与全球产业分工、连接国内和全球供应链的重要桥梁，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强调：“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坚持以开放促改革，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在扩大国际合作中提升开放能力，建设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15]当前，美国仍然是中国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这不仅体现在对美进出口在我国对外贸易总额中的比重，还在于我国与美国这两个全球最大的经济体之间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决定了两国间的竞争和合作将是长期性的，不会因意识形态分歧和地缘政治的影响而消失，两国完全“脱钩”既不符合经济规律，也违背两国的利益，只能是美国部分政客的幻想。

美国是全球创新能力最强的国家，拥有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等众多世界顶尖的大学和科研机构，拥有硅谷、波士顿、西雅图和纽约等风险投资和初创企业云集的产业创新中心，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航空航天技术、金融科技和智能制造等产业领域均拥有世界级的大型跨国公司，同时也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之一。中国作为“世界工厂”，不仅制造业规模庞大，涵盖了从基础原材料到高端电子产品的各个领域，而且其强大的产业基础能够满足全球产品需求，包括消费品、机械设备和电子产品等；此外，中国具备完善和高效的国内供应链，以及发达的铁路、公路和海运网络，加之劳动力素质较高、工资水平较低，因而能以较低的成本快速响应全球范围内的市场需求。产业技术方面，中国在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5G通信技术等前沿科技领域发展迅速，涌现出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企业。此外，中国拥有庞大的人口和经济长期稳定发展的强大优势，为科技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巨大的市场需求。新技术、新产品能够在中国得到快速应用和推广，从而加速科技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最大化新技术和新产品的市场价值。

中美经济既有差异性也有相似性，存在很强的互补性，这决定了两国间的竞争绝不是零和博弈，即便双方在科技和贸易等领域有激烈的竞争和利益冲突，也仍存在诸多合作共赢的机会，且合作潜力巨大。鉴于当前中美之间缺乏互信，加之特朗普过渡团队的“鹰派”特征，双方在若干方面的合作还面临分歧。对此，中国要有合作的愿望、协调的行动，保持与美国各层面的接触以增强互信。应积极推动双边高层对话，建立常态化、多层次的经贸对话渠道，通过接触和交流增进互信、管控分歧。同时，必须建立双方谈判和沟通的成果落实机制。仅有谈判没有解决方案，或有了解决方案却不落实，不仅会使问题停留在原点，还会错失未来进一步交流和接触的机会。只有切实兑现谈判达成的承诺，才可能逐步恢复和增强互信，不断夯实未来广泛合作的基础。

至于强化合作的方向，可尝试在双方互补性较强的领域逐步推进。特朗普政府的施政重点在于贸易，对于高新技术等领域的限制较之拜登政府相对缓和。前文提到特朗普政府虽然对中国也实行高新技术的出口限制，但所涉领域和范围都相对有限。有鉴于此，中国可尝试在美国放松技术出口限制的条件下，增加对美国部分初级产品的进口，以降低我国对美贸易顺差，进一步缓和双方的利益冲突。

第二，针对美国高关税等政策对我国对外经贸发展的影响，制定针对性的应对措施，有效化解外部冲击。一方面，中国希望寻求更多的双边合作，以避免中美经贸关系进一步激化；另一方面，中方应坚定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决反对美方对中国实施的非法无理打压，并坚决予以回击。只有不惧对抗和敢于对抗，才有更多机会迫使对方回到谈判桌上，以双方协商的方式解决冲突。

与2018年特朗普挑起中美贸易战时相比，中国经济实力空前跃升，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中国进口来源和出口目的地更趋多样，对美出口的依赖度显著降低；数字经济和绿色能源等新兴产业发展迅速，在无人机、工业机器人、智能制造、光伏技术、新能源汽车电池和整车制造等领域的产能和技术已处于世界先进水平；在美国对华产业技术实施重点打击的半导体和人工智能等领域，中国通过自主创新实现进口替代方面的进展也是一日千里。此外，中国不仅是镓、锗、锑等半导体关键金属原材料的主要生产国，同时也拥有全球最为丰富的稀土资源。这些都为中国应对经贸摩擦提供了坚实的底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