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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观察2017年以来美国两届政府的政策，我们能清晰地看到美国对华政策的连贯性。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开始，便视中国为最严峻的挑战与竞争对手，认为中国在贸易和科技等领域威胁美国的利益，推行了一系列以贸易战为显著特征的“脱钩”策略，旨在通过削弱或中断中美在贸易、投资、金融及科技领域的交流，遏制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势头，减轻美国经济对中国的依赖。2021年拜登就任后，不仅延续了特朗普的对华“脱钩”政策，并且进一步通过构建“小院高墙”与运用“长臂管辖”等手段，携手盟友共同围堵中国，企图在全球产业链与供应链的重新布局中推进“去中国化”议程。[5]

可见，尽管特朗普再次当选总统在对华政策中的某些具体政策和执行方式上会与拜登有所不同，但从整体战略方向上看不会发生显著的改变。

“对华贸易战2.0”。贸易领域仍将是未来四年中美博弈的主战场，而关税将是特朗普政府的重要武器。特朗普毫不掩饰自己对关税的狂热，称关税是词典中“最美的词汇”，并自诩为“关税狂人（Tariff man）”。2018年至2019年，特朗普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内发动了对中国的贸易战，先后实施了四轮对华高关税清单，共涉及5500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商品。

关于第二任期内的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特朗普曾多次明确表示，将秉持“美国优先”理念，继续推行激进的关税政策，而中国被视为其政策实施的主要目标之一。最早的表述是美国将对世界上所有其他经济体征收10%的进口关税，而对中国的进口商品则征收60%的关税税率；其后，针对墨西哥、加拿大和中国这三个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以其未能有效阻止鸦片类药物芬太尼流入美国为由，美国将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进口商品关税提升至25%，并对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额外加征10%的关税；2024年11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要求金砖国家放弃“去美元化”计划，否则将对这些国家征收高达100%的关税，并试图以此来维护美元霸权。诚然，以上有关关税的言论前后并不完全一致，有些可能仅仅是特朗普为争取美国在国际上的经济利益而预先营造的舆论声势而已，但综合来看，利用高关税进一步遏制中国商品出口这一线索是明确的。

中美贸易是特朗普对外经济政策中的优先考量。究其原因，不仅在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均认为中国是美国在世界经济中“最大的威胁”，还在于对华提高关税在美国国内和国际上均无相关政策的制度约束。在美国国内，总统发动对华第二波贸易战有法条可依，无需经过国会讨论。虽然美国总统本身无权更改针对特定国家的关税，但依据美国《贸易法》“301条款”，总统可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对外国的贸易行为进行调查和评估，并根据调查结果采取一系列制裁措施，包括提高进口关税、限制进口商品及其他贸易限制措施。特朗普发动第一次对华贸易战的主要依据便是“301条款”。此外，美国的《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以及《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也允许总统在特定情况下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尤其是在涉及国家安全或经济安全的情况下。在国际上，中国是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国，根据该组织的原则中国对美出口商品理应享受其他所有成员国对美出口同样的待遇，但目前世界贸易组织功能近乎瘫痪，而特朗普一贯对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的约束视若无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