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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经过特朗普和拜登两届政府的贸易战，目前美国对大多数中国制造商品的关税水平已处于高位。2018年至2019年，特朗普先后针对中国实施了四轮“301条款”关税清单。其中前三轮关税清单共涉及2500亿美元商品，加征25%关税；第四轮涉及3000亿美元商品，加征15%关税。但随着2020年1月中美双方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该轮关税清单规模和税率都有缩减。四轮关税清单延续至今，实际规模仍高达2340亿美元，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额的43%。[8]

四轮关税清单对我国对美出口造成了显著冲击。虽然2018年出口企业在关税实施前通过集中“抢出口”维持了10.77%的增长率，但2019年我国对美出口增长率降至-12.9%。2020年至2022年间对美出口的反弹上升，一方面得益于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签署，另一方面也缘于新冠疫情的暴发使美国及世界其他地区对中国医药器械和用品的需求激增（见图1）。此外，301关税的排除机制也起到了显著的作用。进口商在难以找到源自他国的合适替代品的情况下，可以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提出一定时限内的关税排除申请。据测算，2018年来中国出口商品涉及排除清单共50轮，规模最高达1183亿，排除比例最高达46.2%。[9]

拜登就任总统后，不仅维持了特朗普时期对中国商品征收的高额关税，还于2024年9月27日起将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的关税税率上调至100%，太阳能电池关税税率上调至50%，电动汽车电池、关键矿产、钢铁、铝、口罩和岸边集装箱起重机的关税税率上调至25%。2024年12月1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进一步宣布，将从中国进口的太阳能晶圆和多晶硅的关税由25%提高至50%；而用于制造电子产品和半导体的某些钨制品，将被征收25%的新关税，于2025年1月1日生效。目前超过半数的中国出口商品已经承受了7.5%至100%不等的关税率，加权平均关税率接近20%，特朗普在此基础上再加税的边际效应已经较为有限。

第二，中美贸易战已延续了六年多，其间中国企业实施了有效的出口目的地多元化战略，对美国市场的出口依赖已显著降低，出口韧性明显增强。2018至2023年，中国对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出口份额都有较大下滑，其中对美国出口总额虽从4798亿美元增加至5020亿美元，但其占中国总出口比重由19.18%下跌至14.79%，同期出口欧盟的比重由16.45%下滑至14.73%。与此相对，中国对东盟国家及新兴市场国家的出口增速较快，对东盟国家的出口份额从12.86%上升至15.69%，东盟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见图2）。此外，2023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口同比增长33.4%，同时对拉美和非洲等新兴市场的出口也加速增长。中国与新兴市场国家的贸易合作不断深化，出口市场的多元化格局日益凸显，降低了我国对美国及其盟友的市场依赖，增强了我国出口贸易的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

虽然中国对美国的直接出口可能因关税壁垒受阻，但近几年中国经第三国转口美国的贸易十分活跃。随着美国实施“近岸外包”和“友岸外包”供应链策略，许多中国制造商通过在墨西哥等邻近国家设立工厂或与当地企业合作，将产品重新包装或进行简单加工后再出口到美国。由图3可知，近年来美国自墨西哥进口份额的提升，与墨西哥、加拿大自中国进口份额的提升呈现同步性；同时，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和泰国）也成为中国出口的替代路线。2018年至2023年，中国对越南和泰国的出口平均增速分别达到12.77%和12.98%，而越南和泰国同期对美出口年增速分别为15.46%和8.34%，其中相当一部分可溯源至中国企业的贡献。Freund等基于2017年至2022年美国进口数据的研究表明，尽管中美双边贸易的脱钩是真实存在的，但两国供应链仍紧密相连。[10]此外，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的相关研究也指出，美国进口商品对中国仍然具有高度依赖性，因此美国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只是由直接联系转为间接联系。[11]此外，在战略产业中，那些试图或能够在供应链上取代中国的国家，往往不但与中国的供应链深度关联，而且从中国的进口额呈现快速增长态势。换句话说，要在出口方面取代中国，深度融入中国供应链体系是绕不开的前提。当前，国际贸易仍在蓬勃发展，去全球化和产业回流现象尚不显著，中美之间彻底的“脱钩”难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