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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经济政策及中美经贸关系的前景展望(6)

第四,经过多年的技术积累,我国产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已有显著提升,具备了更强的抵抗外来冲击的能力。出口方式方面,一般贸易出口相对于加工贸易出口占比提升;产品结构方面,资本品、中间品的出口比重上升,消费品出口比重下降。2023年,我国一般贸易出口占比从54.3%提升至64.6%,出口中间品占比升至47.3%;对日本、墨西哥出口汽车零配件类,对美国、德国出口锂电池类,对越南、印度尼西亚出口平板显示模组类中间品等,都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2024年上半年,我国机电产品出口占比提升至58.9%,其中汽车、船舶等高技术、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分别增长22.2%、91.1%,集成电路出口增长25.6%。[12]以上数据表明,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逐渐从加工制造环节向更高附加值的中间产品供应环节迈进,我国在全球产业分工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出口韧性显著增强。

中国从美国的进口。美国率先挑起贸易战,必然引起中国的反制,这意味着我国从美国的进口规模也将出现萎缩。随着美国轮番对中国出口商品提高关税,我国对美国的进口关税水平也相应提升,从2018年7月前的平均8%逐步抬升。受此影响,过去六年间我国自美国的进口总额基本上与对美国出口总额同步起落,但波动幅度更为显著(见图1)。这种同步性反映了我国对美国贸易战的同等反制成效,与此同时,自美进口的较大波动,一方面反映了我国对美国农产品等的依赖度较低,有较为便利的他国产品替代渠道,另一方面也与美国对我国高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有关。

近年来,美国多次出台关键技术及中间品投入的对华出口限制。2018年4月,美国商务部宣布对中国的高科技产品(如半导体、航空航天、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特别是可能被用于军事的技术实施出口限制;2018年至2019年,美国以国家安全等为由,陆续将中兴通讯、华为等科技公司列入实体清单,禁止其从美国公司获取技术和设备。拜登就任总统后加大了对我国“科技围堵”的力度,一方面,将限制范围从半导体芯片和制造设备等泛化到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高科技行业,另一方面,则不断扩大列入出口管制的中国企业数量。受这些政策影响,自2018年以来,中国从美国进口的半导体设备和高科技产品总额下降了30%~40%。2021年,中国从美国进口的集成电路(含芯片)总值为1000亿美元左右,占中国集成电路消费总量的36%;到2022年,这一数值下降到700亿美元左右,降幅达30%;2023年以来,美国对中国高端图形处理器(GPU)等高科技产品实施极为严格的出口管制,尤其是英伟达(NVIDIA)的A100芯片和H100芯片对华供应几乎停滞。受出口管制措施加码影响,中国自美国的进口额持续下降,且主要集中在低端芯片及成熟制程(如28nm以上技术节点),高端芯片进口严重受限。[13]设备方面,与芯片相关的制造设备(如光刻机、刻蚀机、涂布机以及测试设备)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2022年,美国对华出口芯片制造设备总额约170亿美元,同比下降近40%。[14]

特朗普在2024年大选中较少谈论科技政策,不过观其之前的执政行为,针对中国企业的技术限制主要集中在国家安全和知识产权方面。预计特朗普政府将继续保持相关领域对中国的技术限制,并可能进一步聚焦与国家安全相关的技术领域,打击对象的范围也可能会有所收窄。究其原因,一方面是因为过去几年对中国企业越来越严厉的技术限制使得美国错失了巨大的中国市场,美国科技企业本应获得的收益大幅减少;另一方面在于严格的出口限制客观上使中国企业加快了在相关领域自主研发实现国产替代的步伐,而这两方面都是特朗普不愿见到的结果。特朗普政府有可能通过谈判,适当松动对华技术出口限制,来换取其他利益,如促使中方相应地取消镓、锗、锑和石墨等相关两用物项对美国的出口禁令,或购买更多美国农产品和石油等初级产品。如果能够出现这样的交换,我国对美国产品(服务)的进口规模会有所提升,这不失为一种双方都乐于接受的格局。

当然,特朗普政府的对华科技政策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而且其特定的政策也取决于中方的具体应对措施,因此也不排除美国对华出口的其他演变路径。

中国的应对策略

当前全球供应链正处于重构过程中,在此背景下面对中美贸易的不确定性,我国宜保持定力、处变不惊,在充分做好全盘筹划前提下,加强对话沟通和交流交往,为中美关系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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