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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前局势研判，美国将分阶段、分批次推进对华贸易战。一方面，一部分来自中国的进口商品短期内具有不可替代性，如锂电池和光伏等新能源及高端电子元件和医药类（约占中国对美出口总额30%），提升进口关税不仅无法削减进口规模，反而会推升美国国内通胀水平；另一方面，对于来自中国的机电和化工等商品（占中国对美出口超过50%），虽在一定程度上可转移至其他国家进口，但庞大的供应链调整耗时漫长，美国将面临国内物价大幅上涨的风险。

除了对华加征关税，特朗普也可能促成国会取消中国的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PNTR）地位，即最惠国待遇（MFN）。在美中经济与安全评估委员会向国会递交的2024年度报告中，便建议取消中国的PNTR地位。[6]笔者认为，PNTR可能成为特朗普政府手中的一张牌，但如何使用这张牌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永久性地将中国单列为非正常贸易国家，或者改为需要每年审核中国的PNTR资格，固然可以更广泛地打击中国对美出口，但这种极端行为的后果也未必是特朗普乐于见到的。一方面，在短时间内寻找规模相当的他国产品作为替代并非易事；另一方面，这一举措也可能引发中国的反制措施。而且对于自视为“谈判高手”的特朗普而言，“不留后手”也不符合其执政风格。采取“围而不打”战术，在保持现状的情况下不时发出威胁，将其作为在未来与中国谈判时手中的筹码，极可能成为美国的政策选项。

特朗普曾是成功的商人，擅长针对特定国家开展双边谈判来争取利益，而且诉求非常明确。这点与拜登等老牌政客不同，后者往往不直接与竞争对手讨价还价，而是鼓动盟友对其进行围攻和打压。从这个角度而言，虽然未来四年特朗普政府具体的对华贸易政策存在诸多不确定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双方的利益关切和谈判人员的智慧，但双方博弈中经济利益的决定性作用可能更大一些，较少涉及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这一点是对中国较为有利的。

重回“单边主义”。基于“美国优先”的方针，同时自恃于美国在技术、市场规模以及军事上的国际领先地位，特朗普上台后大概率将领导美国重新回到“单边主义”轨道。这不仅将严重冲击基于多边主义和国际规则的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体系，也将给深度嵌入全球供应链的中国产业带来深远的影响。

在第一个总统任期内，特朗普不仅对中国发动了贸易战，对盟友也挥舞贸易“大棒”，挑起了一系列涉及欧盟和加拿大等国的贸易争端。2018年，特朗普政府宣布对来自欧盟和加拿大等盟友的进口钢铁和铝产品分别征收25%和10%的高额关税，此举引发欧盟对美国的波本威士忌和摩托车等商品实施报复性关税。同年，美国与日本展开贸易谈判，要求日本降低对美国汽车和农产品的贸易壁垒，并威胁对日本汽车征收25%的关税，最终迫使日本在谈判中作出让步。2017年，特朗普政府要求与韩国重新谈判韩美自由贸易协定（KORUS FTA），声称该协定对美国不公平，后经重新谈判修订，增加了美国汽车出口配额等有利于美国的条款。最引发世人关注的是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重新修订。特朗普政府认为该协议损害了美国工人的利益，与墨西哥和加拿大重新展开谈判，对汽车生产、乳制品市场和劳动权益等方面进行了修改，于2018年达成了新的《美墨加协定》（USMCA），取代了NAFTA。同时，特朗普政府的频繁“退群”也引发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如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此外，特朗普政府削减了对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WHO）等国际组织的财政支持。其不负责任的态度和行为遭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质疑。

在2024年总统大选过程中，特朗普的核心竞选主张之一，就是要对所有外国进口商品征收10%关税，也曾声称要对墨西哥和加拿大进口商品征收25%的关税，这再次印证了其一贯的单边主义治国思路。然而笔者认为，上述主张在短期内是很难推行的。根据美国商务部发布的数据，2023年美国的总进口额约为3.83万亿美元，贸然对所有进口商品实施至少10%的关税，或者对墨西哥和加拿大两大贸易伙伴实施25%的关税，必将导致美国国内物价飞涨和过高的通货膨胀，而这是美国经济难以承受的。同时，对所有贸易伙伴普遍提高关税税率，也面临国内国际法律问题，即便共和党掌控了国会，如此激进的政策也未必能顺利通过。特朗普在就任总统前便挥舞无差别的关税“大棒”，一方面是向全球企业发出信号，促使其到美国投资建厂，另一方面也为后续可能开展的双边谈判进行铺垫，争取对美国更有利的协定条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