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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这种历史罕见的局面，现有的经济政策难以让西方发达国家走出困局。要解决实体经济的问题，应该增加社会福利、减少贫富分化、加大政府投资。但在目前条件下难以实施，毕竟现在发达国家公共债务的平均水平已高达GDP的1.1倍。为使实体经济复苏或不再陷入衰退，必须保持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这又将加剧资本市场的泡沫程度。要遏制泡沫发展，就应退出“货币宽松”政策、甚至提高利率。但这一方面可能戳破新兴经济体和/或发达经济体的资产泡沫、引发金融危机;另一方面也可能直接打击实体经济，导致经济危机。在不久的将来，又一场危机很可能难以避免。

　　西方国家发展到了金融资本主义阶段，金融资本集团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起着主导作用，相关政策归根结底要维护他们的利益。华尔街利益就代表美国的利益。

　　哈贝马斯在《论欧洲宪政》(2011)一书中指出，权力从人民手中滑落，技术官僚早就在筹划一场“悄然的政变”。最近两位美国学者研究了美国在1981-2002年出台的1779项政策，就富人、利益团体、普通民众对政府决策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估，结论是：美国可以被认为已成为一个寡头政治的国家，国家权力集中在一小撮富人手里，他们在金融界或军事方面处于高位，在政治上强势，普通民众对决策的影响力微乎其微。

　　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西蒙·约翰逊(2007-2008年曾任IMF首席经济学家)在一篇文章中直斥美国已变成一个“香蕉共和国”，通过华尔街与华盛顿之间的人员流动(“旋转门”)、对高等院校的渗透和影响，以及政治捐款的作用。政府中的监管者、立法者以及学者都信奉“有利于华尔街的就是有利于美国的”这个信条，认为大型金融机构和自由流通的资本市场对美国的地位至关重要。

　　金融资本对政治进程的影响可能进一步加强。美国曾规定向各类竞选人和政党捐款设立上限，以防富人操控选举，但2010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取消了对公司政治捐款的限制，2014年4月又取消了个人对竞选活动捐款额的上限。

　　正是因为这种经济政治文化生态，西方各国在20世纪80-90年代逐步减少各项金融管制，危机爆发时动用公共资金救助大型金融机构，甚至在危机中还在给金融高管们发巨额奖金。危机后继续采取有利于金融资本的政策。多德-弗兰克法案[②] 在国会通过之后，在实施中金融资本仍不断进行抵制，甚至鼓动各种力量试图推翻这个法案。

　　目前的“经济停滞与金融泡沫并存”局面，更使西方国家进退维谷。停滞、危机和动荡可能将成为资本主义的常态。。

　　对2015年世界形势的基本看法是，全球危机还将继续深化。

　　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化已进入新阶段

　　第一，危机在2015年有可能出现第二轮爆发。首先是因为导致2008年全球危机的所有原因都没有解决。金融过度投机愈演愈烈。美国股市继续创新高，金融市场投机风险不断累积。美国J. Lyons基金管理公司的合伙人Dana Lyons认为，基于标普100的期权的多空仓比值(OEX)是股市一个重要指标。从未平仓量看，空仓已是多仓的2倍多，这是美股将要显著调整的重要信号。这种情况过去15年只发生了15次，而2014年一年就出现过7次。这至少是一个重要信号。虚拟经济和实体经济仍然严重失衡，不到虚拟经济1/10的实体经济要支撑巨大的金融泡沫。泡沫问题不解决，全球危机就还将反复爆发。

　　其次是皮凯蒂讲到的99比1，即财富分配问题。2014年美国经济有所增长，但增长的多数被1%的社会精英阶层拿走，据说这个1%中的99%也基本没有份，也就是万分之一的人才享受到经济增长的好处。这种高度不平等的分配，一定会导致社会动荡，甚至诱发大的危机。目前美国国内政治是被金融资本集团控制，华尔街控制华盛顿，华盛顿控制全世界，国内外政策都要服从于金融资本集团利益。这无法实现对抗危机的社会动员，而且会导致更多的政治上的矛盾。再就是大量失业。一些经济学家认为美国是“没有就业的增长”，因为增长主要来自金融服务业。此外还有移民问题、医疗问题等等。以上这些因素正在叠加、酝酿、发酵。

　　第二，全球危机正在扩散。各国不再像危机刚爆发时强调合作、协作，而是像1920～30年代那样，以邻为壑。美国已搞了几轮QE，经济形势有好转，结果日本也搞QE，欧元区也搞QE。QE就是用货币霸权转嫁危机，表面符合市场原则，本质上是向外部转嫁危机。不仅仅用金融手段或贸易制裁等手段，还通过制造社会动荡、冲突，制造“溃疡面”等，影响他国的经济“基本面”，比如在乌克兰、中东或中国周边制造热点。最近石油价格暴跌，各种因素夹杂其中，其实是国际金融资本在操纵大宗商品市场，导致价格大幅波动，驱动与控制资本的流动，越来越多地使用超经济手段的玩火，把经济危机引向社会领域，向国际政治领域，向安全领域扩展，这绝非世界之福，是我们需要特别警惕的动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