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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人群还生活在危机的阴影中。据国际劳工组织估计，2013年全球失业人口达2.02亿，比2007年多3180万;因长期失业放弃找工作的有2300万，到2018年可能上升到3000万。不少地区贫困状况加剧。

　　同时，许多国家的资本市场已进入新一轮繁荣，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泡沫。IMF对全球房地产市场发出警告，指出：在有数据的27个经合组织国家中，19国的房价租金比高于历史平均水平，其中加拿大和新西兰分别高出87%和80%。即便在美国这个房地产市场尚未完全恢复的国家，部分地区(如加利福尼亚州)和城市(如洛杉矶)可能已经出现房地产泡沫。由于房地产市场的“财富效应”及其对实体经济的重要影响，一旦泡沫破裂，对相关国家的经济将造成重大打击。

　　许多国家的证券市场泡沫重现。经合组织统计的42个国家中，18个国家的股票市场已经达到或超过危机前的高点。2014年9月，印度尼西亚、哥伦比亚、土耳其、智利的股票指数，分别超过危机前高点的138%、83%、86%和63%。下表列出在国际市场有重要影响的一些股票指数在危机前后的表现。

　　判断股票市场是否出现泡沫的一个指标是市盈率。耶鲁大学的席勒计算了美国标准普尔500指数包括的股票经过通胀调整和周期调整后的市盈率(CAPE)，他用此指标曾较准确地预测了上两次金融危机。2014年12月，这一指标已经高达27.3，远高于长期平均水平16.6，接近了危机前的最高水平(27.5)。这意味着美国股市的泡沫已经相当严重。

　　“经济停滞与资本市场泡沫共存”的出现，与危机以来西方国家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金融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用财政资金挽救了导致危机的罪魁祸首---大型金融机构;2007-2011年这些国家的国债占GDP的比重平均上升了30%以上。此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西方国家把危机的原因指向社会福利支出，普遍采取财政紧缩政策，削减大众急需的各种社会福利，这就严重影响了消费的增长，拖累了经济复苏。

　　关于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性质，它是国债的危机还是外债的危机?如果国债占GDP的比重高就发生危机，那么日本是最该发生危机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爆发时，日本国债占GDP的比重超过220%，而西班牙只有不到70%。相反，“欧猪”5国的外债占GDP比例均超过100%(西班牙达到160%)，而日本只有40%左右。可见欧债危机主要是外债危机，但却被当成国债危机来处理，为此大量削减社会福利，这里面显然有问题。

　　如果说西方国家的财政政策是“饮鸩止渴”，那么其货币政策可以说是“扬汤止沸”，虽然在危机刚爆发时防止了金融市场的崩溃，但其后又导致资产泡沫的重现，并严重影响了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金融稳定。

　　出现危机爆发的迹象之后，美国从2007年9月17日开始连续10次降低联邦基准利率，一直降到0.125%。此后英国和欧洲央行也连续多次降低基准利率，最终分别降到0.5%和0.15%。相应的金融机构从贴现窗口以及从隔夜拆借市场获得资金的利率，也降到极低的水平，欧洲央行去年甚至把隔夜存款利率降至-0.2%。这极大地降低了各国金融机构获得资金的成本。

　　但这些政策工具用到极致之后仍无法解决问题，于是西方国家纷纷采取非传统的宽松货币政策，通过购买国债、有问题的抵押支持证券(MBS)等形式，向市场注入巨量资金，导致各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急剧膨胀。与2007年相比，现在美国、英国、日本和欧洲央行的资产负债表分别增加了3.96倍、3.74倍、1.34倍和0.79倍。这种极端政策的目的是向市场注入资金，降低企业和家庭的借贷成本，刺激投资和消费。但由于财政紧缩政策的影响，消费未能复苏;加上全球性产能过剩，企业投资意愿不足。实体经济不振，注入市场的部分资金再以超额储备回到中央银行的账上。美联储账上的“其他金融机构存款”，从2007年初的265亿美元，爆炸式地增长到2014年7月30日的2.87万亿美元。这些资金部分进入发达国家和新经济体国家市场，造成股市(资产)泡沫，严重影响其经济和金融市场的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