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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1980年代，总需求管理碰到一个巨大的问题：经过前三个10年，宏观管理的负面作用逐渐显现。美国的经济周期平均为5.4年，每一次周期性调整(货币政策)都会把通胀抬高1-2个百分点。到里根时期，通胀已超过两位数，刺激工具却不能带来明显的影响。1980年代出现的电子计算机产业群并未有效吸收从传统工业部门甩出的劳动力。这就是流动性陷阱和滞涨。

　　此前，经济学家拉弗证明：在给定条件下(经济逼近充分就业附近时)，对企业减税，反而会增加全社会的总税入，因为税基增大了。“总供给管理”理论遂被里根接受，减税政策成功地将美国经济推出了滞涨的漩涡，迎来了1990年代的互联网和信息高速公路时代。

　　这种经济周期和技术发明耦合的时期持续到世纪之交。但2003年后，我们还没有看到新的主导产业群的出现。在新能源产业，光伏板和页岩气面临困境;新材料和生命科学的产业群还没有看见。

　　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经济要达到1990年之前那样4%-5%的年增速，可能性非常小。按需求增长的趋势分析，美国经济的年增长率在1%-3%之间，是个合理的预期。

　　美国2014年第二、三季度经济增长的年化率达到4.6和4.9%。其原因，一是页岩气投资、房地产和汽车业恢复，加上高端服务中介的增加(新经济成分)，使得就业增加。第二，美国GDP增长中消费需求占75%;每年4月15日交完税，6月份退税，增加了家庭消费倾向。第三季度经济的增速中，军工支出有一定贡献。经济是否稳定好转，需要连续三个季度稳定的数据，而第四季度增长率预计是2.6%。美国经济已基本上走出了金融危机的阴影，但要达到4%以上增速的可能性很小。2008年金融危机后，我曾经问过斯蒂格利茨教授，美国经济需要多久能恢复?他说至少需要6-7年。显然他对美国经济的感觉更好。

　　有一种意见认为，美国经济近期增速恢复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制造业回流，比如生产性投资、就业人口等数据增长等。对此我并不认同。美国的农业占GDP的1.5%，工业占10.2%，服务业占82.3%。虽然近期制造业增长较快，但权重太小，托不起整体经济。比方说汽车业，美国年销售汽车1600万辆，市场已经饱和。而我国汽车产销为2400万辆，价格比美国还贵。美国技术再进步，还是在我们这边生产比较划算。美国作为全产业的制造业体系已经不存在，如果再转向制造业主导，将是“天价”成本。而只有像苹果这么高的利润，金融资本才会参与。

　　美国制造业规模小于中国，和厂商中间品市场相关的创新金融在美国不具备对应的规模。这一类创新现在中国已经出现，众筹和众投类产业链金融发展迅猛，而美国的非银机构还没有这种配套运行。

　　美国的房地产金融是有长处的。它的“两房”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房地产商，而是对房地产零售市场的全国管理账户企业，内置了商业战略保险和政策再保险制度。如果房地产业出现问题，“两房”会以上述两类保险的体系性设计，把退出市场的房地产资产托管于再保险账户，然后再送回到资本账户中去。全国总账户管理资产成池后，不断剥离、优化和重组，在保护一线房地产项目平台商(房地产公司)的基础上，让整合的社会资本市场消化该行业的溢出风险。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美国“两房”的利润在过去两年又挤进了前3名行列。我们缺乏的正是这类体系设计。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5月7日在河南考察时，第一次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这是对我国目前经济进入中速增长期的客观描述。

　　“新常态”概念是美国太平洋管理公司的艾瑞和格罗斯于2009年首次提出的，这是较为负面的词。他们认为，危机后西方经济进入一种新的常态，它和过去的周期性运动不同，不会简单回到危机爆发前的就业和增长率水平，主要原因在于去杠杆化不会在短期内完成。美国前财长(曾任哈佛校长)拉里·萨默斯也认为，西方经济有可能进入了一个长期停滞期，传统的经济刺激手段已经用尽，却没有取得什么效果。

　　危机爆发后，美欧国家对重要的金融机构实行临时国有化。这是因为单靠市场很难完成去杠杆化。连坚守新自由主义的格林斯潘也对此表示支持。比如1美元的账面资产，危机爆发后市值只剩下0.11元，大量垃圾债券、有毒资产由私人持有，他们不愿以这么低的价格出售，剥离坏账的初始价格就难以达成。如果实行临时国有化，这些有毒资产的初始定价就不那么重要了，政府先注资，再收回坏账就比较容易。危机爆发后，花旗银行实行36%的国有化，皇家苏格兰银行60%国有化(后重新私有化)，目前AIG还是79%的国有化。量化宽松就是在利率机制调节失灵的情况下，直接以“数量”手段购买国债和公司债、处理有毒资产。它说明市场和价格机制并非万能，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数量调节就变得至关重要。

　　希腊出现债务危机

　　2015年1月22日欧洲央行宣布了量化宽松政策，规模达8000亿欧元，时限为16个月，2016年9月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