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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谓“安倍经济学”不外乎金融、财政两手，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量宽政策。日本的“QQE”(质和量的宽松政策)启动之后，引起外资流入，推升日本股价上涨，并引起日元大幅贬值。日本央行总资产是300万亿日元，接近3万亿美元;美国的央行总资产是4.4万亿美元。美国2014年后货币增加逐月减少，而日本量宽加速，日元贬值的趋势则形成。日本央行资产占GDP的比例是60%，在发达国家中最高，日元在日美欧三大货币中最弱。日元的汇率现在处于1973年以来最低的水平，美元指数则是40年来最高水平。所以，量宽背后，存在着货币力量关系的重新布局。[①]

　　中东能源对中国或者整个世界经济而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能源能否稳定供应，取决于中东的政治形势。

　　2011年“阿拉伯之春”后，中东进入大动荡时期，过去几年形势持续恶化，一些国家处在解体、崩溃边缘。2015年或更长一段时间内，中东局势不可能好转。

　　目前国际社会很关注“伊斯兰国”。它是中东各种问题的集中体现，但还不是中东最根本、最重大的挑战。“伊斯兰国”只是一支一万多人的武装，在国际政治格局中算不了什么，然而催生“伊斯兰国”的根本矛盾却非常重要。

　　一是伊斯兰教与现代政治的矛盾。伊斯兰教从不提政教分离，而政教分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原则。二战后埃及、突尼斯、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等国，按照现代政治的原则建立了主权国家，长期镇压伊斯兰政治势力，政教矛盾一直没有解决。更重要的是，这些国家近30年来政治僵化、经济停滞、社会分裂，人们对现代政治的信心流失。虽然大多数穆斯林不认可“伊斯兰国”的极端主张，但要求回归伊斯兰传统，反对西方价值观的思想在中东老百姓中非常流行，这是“伊斯兰国”存在的意识形态基础。

　　其二，经济结构畸形造成社会分裂，阶级矛盾尖锐。中东国家经济上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主要依靠能源出口，如伊朗、沙特、卡塔尔;另一类主要依靠国际社会援助(主要是石油国家的援助)，如约旦、也门、埃及等。两类国家的共性是靠天吃饭，政府的主要任务是分配财富。生产低迷、失业是最大的社会问题。掌权者同时掌握财富，成为富人;而大部分人没有生产性收入，靠国家救济或补贴，年轻的失业者成为赤贫，看不到希望。

　　其三，教派矛盾时隐时现。伊斯兰教大体分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派间既有历史恩怨，又有现实的权力斗争。伊朗、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属于什叶派国家，埃及、沙特等海湾国家属于逊尼派国家，两边存在地区权力之争。而沙特、科威特、巴林等国内部还存在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的权力斗争。这些因素往往交织在一起，使得形势非常复杂。

　　其四，阿拉伯国家和社会在对美关系上的矛盾。出于维护政权生存的需要，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是美国的盟友，但因美国偏袒以色列、美国意识形态对伊斯兰文明的侵蚀，大部分阿拉伯人都有反美情绪。这是引发“阿拉伯之春”和过去四年中东局势不断恶化的重要原因。

　　已经发生革命的国家，埃及回到军事独裁，伊拉克、也门、利比亚、叙利亚则处在内战中，国家完整能否保住都成问题，更谈不上政治稳定。没有发生革命的海湾国家多是君主国家，形势也日趋严峻。2011年“阿拉伯之春”时，它们纷纷采取政治改良措施，试图缓解国内矛盾。但随着发生革命的国家先后陷入动乱，这些国家看到改革比保守更可怕，都倒回去了。中东目前的局面不稳定，迟早会出问题。

　　2015年，中东经济形势可能进一步恶化。不论是石油国家还是非石油国家，它们的财政状况都和石油价格密切相关。目前大部分预测认为石油价格可能会回升，但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不可能回到高位，其价位可能远低于中东国家的财政需求。这些国家要改变畸形经济结构，必须消减政府补贴，发展工业。但因政局动荡，政权生存受威胁，大部分国家却增加补贴、收买人心。

　　西方经济停滞与资本泡沫共存

　　过去几年，我国同中东主要国家的关系稳定并有所改善。2011年中东动乱，人们担心我们的能源供给受影响、贸易受损。但在中东最乱的时候，能源供应增加，价格反而下跌。因为石油供应不像金融，一个地方出现动乱，先乱金融。而只要政府不垮台，石油供应就有保障。我们和中东的贸易额也在持续增长，2011年2800亿美元，2013年3035亿美元，2014年还会增加。中国和土耳其、沙特、伊朗等国的关系持续改善。中国在中东主要国家的投资机会很多，那里虽受油价下跌的影响，但都作了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要大规模投资，修铁路、挖运河、修水电站、建核电站。这些领域我们有优势，但也要防范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