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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威胁中国经济的“狼来了”。中国经济情况，从自身的矛盾和外部环境分析，从2014年四季度用电量、能源结构、运输数据看，中国要有防范危机意识，要有全球危机在深化、可能对我们造成严重冲击的准备。首先是精神准备，有了精神准备就不会措手不及，就容易对形势做出正确判断。这时候更要相信摸石头的感觉。实事求是，这是改革开放的思想前提。对形势的正确判断决定政策。我们的改革，包括自贸区、人民币国际化等，都应纳入全球大趋势和国家大框架里综合考虑，不然的话进退失据、宽严皆误。

　　第四，中国只要“守本”加“创新”，形势就乐观。守本就是坚持以实体经济为本，要强化实业，抑制投机经济。中央鼓励创新，我们应该把创新理解得宽一点。比如说“一带一路”就是战略的创新，通过一带一路战略，我们能够建立25亿人、30亿人的大市场，这需要长期努力。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报告《2025：变化大于继承的世界》提到，如果中国和上合组织一道完成亚欧大陆的经济安全整合，世界权力中心就会发生转移。

　　从技术到产业的创新，曹和平讲互联网和电商的结合。技术与产业结合可以产生新的业态。电商在美国的发展为什么不如中国?因为它的配送成本高。马云的创新，在于“互联网+电商+中国国情”。中国除了阿里巴巴的因素，还有大量农村小伙子拿三轮车、电瓶车推出来的城市物流网，这种技术创新和人力成本优势组合起来的新业态才有竞争力，至少是更适合中国。它的成功就是脚踏实地，把互联网与中国实际结合。硅谷的美国人不会有这种产业感觉。

　　光有技术不行，关键在如何产业化。这就需要建立制度化的创新机制、体制。现在我们的科技、产业、投资评估体系严重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需要。在一些新技术中，有些是取得重大突破的战略高技术，也很难得到支持，产业化的路走得很困难。企业有成果、领导有批示，在机关里公文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不落实，这不是个别现象。所以，我们在制度创新方面也有很大空间。如果能上下同欲、鼓励支持创新，中国就可能在全球危机中间获得最大的机遇，收获最大的成功。我们每个人的努力，决定未来的状况。

　　最后，崔之元提到西方国家的负利率现象，我认为这里确实蕴含着社会主义的因素。皮凯蒂讲资本增殖永远超过劳动增值，而负利率就是对资本增税。这说明资本主义也在试图自救。负利率具有主动改良的意义。只是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能接受吗?这说明全球危机发展到了现在，再用常态的方式解释不了。

　　曹远征：中国的产能是面向全球的产能，由于世界经济的低水平波动将会长期存在，中国产能的过剩将长期持续。除了促进出口的措施外，以全球视野配置中国产能将成为对外经济政策的基本选择。立足点是产能的国际合作，这不同于传统的产品出口和对外投资，而是实物资本的输出。需要产业部门、对外部门和金融部门的密切合作。应加快相关体制机制的建设，尽快形成以大项目融资为特点的全方位统一安排。目前大宗商品价格下行，资产价格便宜，应协调各部门加快海外原材料基地的建设。

　　目前人民币的国际化已进入新阶段。不仅“离岸市场+清算银行”的模式基本确立，而且人民币已开始进入不少国家的外汇储备。与此同时，为防范新的金融动荡，周边国家建立金融安全网的需求日增，其核心是加快本币化进程。这就构成人民币国际使用的新契机。可以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以产能合作的大项目融资为龙头，深化人民币的国际使用。其中，打通人民币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之间的联系十分必要。可将上海自贸区金融改革的实验与“一带一路”的建设相结合，既稳妥逐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进程，又为上海国际金融中心的建设打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