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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和西方的问题不一样，没有必要把我们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现在经济下滑，很多人担心速度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更要注意适度。受欧洲QE的影响，不少人希望实行更宽松的货币政策，值得警惕。中央一再说要保持政策的定力，要坚持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原因是我们的产业结构有很多不合理的地方。比如产能过剩问题，如果积累下去，将来会形成我们所特有的负担和矛盾。稳增长的同时，一定不能忽视调结构。历史经验证明，我们在经济增长势头强劲时会把调结构摆在突出的位置，一旦增长速度放慢的时候，又把它放在后面。当然防止经济增长失速也不可掉以轻心。

　　结构调整是财政的责任或功能，货币政策主要是总量政策，很难管到结构，因为货币运动是洼地效应，哪有钱就往哪去。关键是结构调整，财政政策要有担当，结构调整是需要成本的，成本怎么支付?以什么样的渠道来列支?要列支多少，多长时间?比如说河北，如果要下压3000万吨的产能，有多少工厂需要停产、关门或转产?人的问题，资产的损失怎么解决?债务如何处理?财政准备拿多少钱?中央和地方各拿多少?社会公众需要承担多少?银行呆坏账准备核多少?恐怕要逐笔算账。

 　　注：

　　*丁宁宁，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曹远征，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

　　*曹和平，北京大学教授。

　　*崔之元，清华大学教授。

　　*杨凯生，中国工商银行前行长。

　　*刘军红，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员，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

　　[①] 2001-2006年小泉执政期间，当时央行实行零利率，新发国债不超过30万亿日元，实行财政紧缩政策。5年半中，每年财政支出递减约10%。直到2007年10月，形成日本战后最长的经济负增长期。(在这个过程中，企业还债负担有所减轻。)30万亿框框在安倍上台之后打破，现在国债规模控制在40万亿。

　　*牛新春，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研究员。

　　*何自力，南开大学教授。

　　*朱安东，清华大学教师。

　　[②] 美国国会2010年7月通过，旨在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核心内容：1、扩大监管机构权力，允许分拆陷入困境的大型金融机构、禁止使用纳税人资金救市，限制金融高管的薪酬;2、设立消费者金融保护局，赋予其超越监管机构的权力;3、限制大金融机构的投机性交易，加强对金融衍生品的监管。

　　*王湘穗，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

表1 部分国家和地区危机前后股票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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