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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洲的名义负利率。现在，日本和美联储的利率已经降至0附近，欧洲中央银行基准利率从去年6月份降到-0.1%，10月更降到-0.2%;今年1月瑞士银行在瑞士央行的隔夜存款的利率为-0.75%。这是空前的。此前经济界认可因通货膨胀出现的实际负利率，但不相信会出现名义负利率。但不可能的事情在欧洲真实发生了。

　　这一奇特现象是本次危机后西方经济剧烈变化的缩影，它对西方经济学界的冲击也是剧烈的。2009年4月，著名经济学家曼昆在《纽约时报》发表文章，说他的一个学生提出了一个实行名义负利率的方案：由央行宣布一年后从1到9随机抽取一个数，凡是货币的序列号以该号结尾的，就不再能合法流通。这就建立了“-10%”的年名义利率。曼昆提到，“名义负利率”的系统倡导者是西尔沃·格塞尔(Silvio Gesell,1862-1930)。

　　格塞尔是“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的追随者，也是著名金融改革家，1919年曾在巴伐利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任财政部长。格塞尔说，蒲鲁东最重要的洞见是认为货币比劳动力和商品更具竞争优势，他试图把商品和劳动力提到货币的水平，但失败了，因为改变商品的本性是不可能的。格塞尔则主张改变货币的性质，“商品由于库存的必要而受损失，我们必须让货币承担同样的损失。这样，货币就不再优越于商品和劳动力……货币和商品成了完全的等价物，蒲鲁东的问题迎刃而解”。

　　格塞尔曾提出“邮章货币”方案。他认为，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应该被看作是一种社会服务(公共流通工具)，因此必须对它征收少量的使用费。当时邮章是征收这类费用的主要方法，曾在20世纪30年代的奥地利实践过。1932年，奥地利沃格尔(Worgl)市的昂特古根伯格(Unterguggenberger)市长，为消除该市35%的失业人口，发行了相当于1.4万先令的“邮章货币”，它由当地银行同样数量的存款作担保。这种“地方性通货”须每月在货币上盖一个邮章(买相当于面值1%的邮票)才有效。这样，持有“邮章货币”的人都想快些花掉它，这就为其他人提供了工作。两年后沃格尔成了实现全部就业的城市。

　　凯恩斯明确表示对“邮章货币”的支持，他在《通论》(1936)中讨论了格塞尔的改革方案。“邮章货币”可以看作是分离货币的两种传统职能——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和作为价值储存的货币——的一种改革，它消除了货币的价值储存职能。这种分离有助于解决衰退问题：当货币兼有交换媒介和价值储存功能时，任何人在经济衰退时期都会储蓄更多，消费更少，这将加剧经济衰退。而“邮章货币”方案不是废除市场经济，而是通过金融体制的改革和创新，创造有更多均等机会的市场经济。欧洲的量化宽松容易引发内部矛盾。德国退休金等社会基金参与股市投资的程度低，量化宽松造成的货币增量，不会像美国那样推高股市价格。欧洲由经济危机引发政治、社会危机的可能性比美国更大。一系列事情都说明，我们处在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代。

　　今天欧洲的一体化，建立欧盟，创立欧元，是两次大战后逐步发展起来的。20世纪40～50年代，让·莫内提出了“超国家主义”的“共同行动”原则，对弱化欧洲国家之间的对立情绪，推进西欧乃至后来的欧洲一体化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欧盟以及欧元区各成员国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尽管使用统一的货币、有相对统一的货币政策，但各国政府都要尽力满足本国选民的吁求，他们的财政政策难以一致。这可以从一个侧面解释，欧洲为什么在应对危机方面不如美国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