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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妍妍：已经有研究者指出，“玻璃笼子”“信息茧房”“回音壁”的许多问题，不是信息时代才有，在“前算法时代”就已经存在。比如人们常说的“证实偏见”，就是指吸收新信息以确认自己对世界的看法，这种心理可能长久存在。问题是，算法时代这一切更隐蔽，也更自动化。特别是当技术和商业结合，有了逐利倾向之后，我们更是在暗中被迫付出“便捷”所预支的代价。对于个体来说，媒介素养就显得尤为重要。不仅仅要会搜索信息、获得信息，也要会判断信息、利用信息；不仅仅是及时性地、碎片化地获取知识，也要有意识健全自己的知识体系，并对自己的知识偏好有自觉意识。同时，媒介以外的生活也尤为重要。还是应该调动自己的感官、意识、情感，去结结实实地工作、生活，不断了解社会、接通地脉，避免沦为仅仅几个标签就可以锁定的“用户画像”。

李红涛：我们惯于运用各类工具，但如今我们不只是运用平台或者数字媒介，而是就活在平台之中。算法如此深入地渗透到我们的生活乃至生命当中，使得这个问题的尽头似乎不应该单单指向“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因为这恐怕是个体无法承受之重。个体当然可以耳聪目明，或者在技术层面具备更好的数字媒介素养，针对具体信息查证其来源，对多元的消息来源保持开放，或者努力在任何时候保持与亲疏远近的人们之间的对话。但在个体之外，小到APP的隐私条款，大到我们被任意采集、利用的“数字足迹”，小到新闻或短视频网站的个性化推荐，大到面部识别技术的应用场景和条件或者近年来讨论热烈的“被遗忘权”，这些问题恐怕都需要被摆在台面上，从政治、法律、伦理和文化的视角详加审视。我们既需要一些推力，也需要一些阻力。

罗雅琳：互联网在中国诞生之初承载着一种关于自由的想象，因为它和速度、技术、外部、脱域化生存等相联系。所以，当从这种自由想象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人发现网络背后的数据操控之时，很容易引发对于“信息茧房”之束缚性的批判。但有意思的对比是，我父亲会觉得“大数据”是很好的，因为它便捷、贴心。我觉得大可不必妖魔化大数据和算法，只要不对计算机技术投射某种自由想象，只是把它当成工具，并且意识到其限度。在这些技术出现之前，人们同样会“身边即世界”，同样会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同样容易产生不自觉的倾向性。一个理智的现代人应该尝试克服这些人性的弱点，而不是把责任甩给无形的“大数据”。

李 静：“玻璃笼子”“信息茧房”“回音壁”等效应，这些年成为媒介热词，确实也描述出我们日常生活的特点。大家几乎都有这样的经验，在自己的朋友圈似乎是天大的事情，出了圈外之后几乎毫无动静。对此是需要具备自觉的，只不过我们需要区分问题的不同层次：一是从趣缘共同体等新集体形式的角度来看，随着原有的制度化的集体形式走向裂解，在高度流动的社会形态中，一个个小共同体的出现具有必然性，这固然有“圈地自萌”的属性，但同时也会为身处其中的个体带来归属感与高情绪价值，仅靠批判是无法取消其存在基础的。针对这样的“用户画像”，大数据、算法和机器学习会促成信息的高度同质化，但首先需要区分信息本身的性质再加以评判。二是从信息的生产与传播来看，一个个信息孤岛之间如果无法连接，当然并非健康与理想的状态。尤其近年来大家普遍体会到“公共空间与说理的消失”，体会到“事件反转”带来了公信力崩塌，体会到立场式站队带来的舆论极化。并且，习惯使用“后真相时代”的说法，来作为当前信息环境的别称。作为个体提升媒介使用能力与媒介素养是必要的，但重建具备公信力的信息与相对理性健康的舆论环境才是最根本的破局之道。

黄 平：我觉得个人无法破局，目前的趋势就是我所谓的“孤岛化”，每个人越来越成为孤岛，各类观念在各自的茧房中越来越趋于极端。一个应对是公共讨论，但是在极化的结构中非常之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