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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妍妍：据统计，全球有97%左右的人口生活在有移动蜂窝信号覆盖的地方，截至2021年底，全球上网人口达到49亿，大约占全球人口的63%。我理解的信息时代，信息通信成为社会运转的基础性设施，甚至是社会最重要的“神经系统”；信息成为重要的生产力要素，搅动起规模前所未有的信息产业和信息经济。这其实是“信息时代”让我困惑的地方。通信技术的发达，将我们轻松织进互联网中，就好像个人往前走一小步，就身处整个世界的数字化浪潮。我们崇拜技术，迷信信息，非得使用搜索之后的信息来进行交谈，每每说起“信息茧房”来也深恶痛绝，可是却无法把这些从身上剥去，就好像已经成为被编码的一部分。

樊迎春：我想“信息”之所以能命名一个“时代”，主要原因可能还在于技术的进步带给当代人客观生活的变化，这种变化逐渐形塑了我们的情感结构与思维逻辑，我们甚至“异化”为遵循信息技术规律与逻辑通路进行工作和生活的“后人类”。所谓“信息时代”可能就是人类主动推进信息技术发展并逐渐被信息技术改变和控制的时代。然而，我认为信息时代并不是某种丧钟式的存在，而恰恰是人类漫长进化和发展历史上的必经之路，或者说，人类正是在一次次自我创造的看似危险和恐怖的游戏中挣扎且幸存，以此彰显着自我修正与持续发展的价值。

李 静：这是个相当宏大的问题，信息不只是待处理的对象，而成为一种思维方式，产生了方方面面的深刻影响，这对生活在全球最大“数字社会”中的我们已不再是什么抽象的道理（截至2022年2月，中国网民已逾10亿），因而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观察。在此，我想提出一个视角，即作为生产要素与治理技术的“信息”。这里所说的信息，也经常被等同于数据。数据已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之后的第五大生产要素，这是划时代的变革。最大限度地掌握数据，最科学地分析数据，从而最准确地预测趋势，已然成为经营发展的新常态，信息时代的淘金者必须要面对“数字资本主义”迭代出的生产规律，在流量池中继续“内卷”。人的“生产”，也难以置身事外，无处不在的大数据与算法推送，渗入生活的每个角落。更不必说上面提及的“基因编辑”，从生物技术的角度改写对“新人”的想象，直接突围人种的极限。而信息同样也成为社会治理的新手段，数字化与信息编码可以精准控制社会流动，追踪每个个体的动态。疫情蔓延以来的日常经验，为我们提供了太多例证，许多曾专属于科幻的想象正在加速变成现实的“基础设施”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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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先：大数据、算法和机器学习这些新兴事物已经日益渗透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它们的便捷显而易见，但问题的另一面是，也很容易形成“玻璃笼子”“信息茧房”“回音壁”等效应。作为生活在其中的个体应该如何破局，或者说无需考虑这些问题？您怎么看？

张慧瑜：我同意这种“信息茧房”的判断，数字世界的体验一方面带来更加便利的信息交流和分享；另一方面又如同走进数字洞穴一样，遭遇更深刻的绑架和“囚禁”状态。就像网络游戏一样，游戏玩家可以选择无数种扮演的“角色”、遭遇无数种结局，但也体验到所有这些选择都是被代码先设定好的，如同上帝的目光一样，主体是囚禁在柏拉图洞穴里的“奴隶”，《楚门的世界》（1998）、《骇客帝国》（1999）、《饥饿游戏》（2012）、《头号玩家》（2018）、《鱿鱼游戏》（2021）等电影都不断讲述这种被“囚禁”的主体状态。信息爆炸时代为什么会产生信息茧房现象，这与信息分配过程中算法所设定的传播逻辑有关。为了迎合用户的趣味，大数据会给每位受众进行“用户画像”，对其进行“精准”投放，使其更沉浸于其间，获得一种“主体感”的幻觉。如何减弱这种信息茧房效应，恐怕需要信息平台与用户更有意识地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平台算法的底层逻辑不能只是为了增强用户的使用粘性，而应该考虑到平台自身的社会性和公共性，即便是民营资本运营平台，也不能只追求商业利益，尤其是“信息”商品带有精神、文化消费的属性；二是，使用者自身要对数字平台的算法偏向有所警惕，尽量从多个渠道获取信息，进行相对理性的判断；三是，平台企业虽然在产权、所有权、经营权上属于资方、经营者等，但因其平台本身的社会属性和公共属性，需要引入用户/受众参与平台算法的制定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