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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决“数据的可让渡性和可获得性”，关键是各利益相关方的协调。目前存在四种数据所有权：个人或者家庭所有、工商企业与事业单位所有、政府部门所有，以及企事业或政府数据中涉及私权的混合型数据所有权。利益分配结构相当复杂，需要妥善处置。政府部门数据、工商企业与事业单位数据中，都含有个人数据或者其他企事业单位的数据。这些数据，如果要“可让渡”的话，一定要与涉及的个人或者企事业单位达成某种契约，以确保“让渡”的合法性。让渡和获得数据，需要有法律、法规的支持，才能做到法治、有序。这一点，试验区可以大胆地试验和探索，寻求突破。

　　政府数据开放对实现数据的可让渡性和可获得性是一个极好的示范，这也是近年来全球广泛开展的“数据开放运动”的深层次原因。政府是全社会公共信息的最大拥有者，数据量非常可观（可能占全社会数据总量的25%左右），政府数据的开放对数据产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

　　当然，政府数据开放，也不是简单地说开放就可以开放，也要先解决可让渡性和可获得性问题。例如，有可开放的、有条件开放（使用）的、不可开放的三大类；对于可开放的、有条件开放（使用）的公共数据，也有收费、有条件收费（商用）、不收费三类；还要制定可开放的、有条件开放（使用）的公共数据的清洗标准，使数据脱敏、脱密，以保护个人和企事业单位的隐私和其他利益。

　　因此，政府数据的开放，需要做大量的准备工作，推动数据产业的发展，是公共利益所在，政府责无旁贷。试验区可以立即着手，参考国际经验和通例，结合我国和广东的实际情况，制定可行的政策和策略，试行相关的收（免）费规范，做出公共数据可让渡性和可获得性的试验和示范。这一点，无论就广东或者就全国而言，意义都很深远。

　　数据治理是技术革命，也将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变革

　　南方舆情：的确，近年来包括广东省在内，各级政府部门在致力于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提高政府服务能力方面，大数据技术正日益成为重要的工具和抓手。您在政府应用大数据技术提升服务效能、提高治理能力方面，有什么建议？

　　周宏仁：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在于，政府应当如何利用自己和社会的大数据，实现国家治理的信息化和现代化。

　　传统治国理政模式是由政府研究、制定、提出、执行各种国家和社会需要的政策、战略、法规和计划等等，然后由全社会，包括各个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直到每个老百姓，负责执行和落实。尽管政府在制定各种政策、战略、法规和计划等等的时候，也会展开各种调查研究，听取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在付诸执行后，也会了解社会的反应，但是由于时间和技术的局限性，政府对社会的治理，基本上是一个政府下达指令、企业和公民执行的过程，是一个缺少及时有效反馈环节的“开环”过程。

　　由于网络空间日益成为物理世界、现实生活在数字世界的全面的映射，网络空间因此成为政府迅速、准确地把握国情、市情、民情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手段。利用网络空间，政府可以构造一个治国理政的反馈系统，完全改变传统的治国理政模式。

　　在网络时代，政府发布命令，全社会执行的传统治国理政的模式是不可能继续走下去的。政府需要利用信息化这个强有力的工具，使政府的政策和举措，在出台之前先广泛征求、准确把握民意；出台之后获得执行情况的反馈，适时地进行再调整。这样，政府治国理政的过程，就由一个开环的、政府下达指令而公民执行的过程，变为一个闭环的、公民执行并不断反馈的过程，这就是一个公民和政府互动、参与治国理政的过程，一个民主政治的过程。

　　民主不仅仅只是一张选票，更是公民真正地参与国家治理的过程。数据治理是技术革命，也将是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变革。

　　具体到广东省，广东省的网上办事大厅做得比较成功，走在全国的前列，广东省的电子政务走过了数字化、实现了网络化，正在向着智能化的方向发展，为广东省进一步实现政府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准备了很好的条件，数据资源的准备无疑也十分充分，为大数据的决策应用奠定了重要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