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安全检测|网络安全服务|网络安全扫描-香港墨客投资移动版

　　与此同时，杜金也试图为第四种政治理论找到一个主体或者说行动者，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的主体是阶级，民族主义的主体是种族或民族，各种宗教的主体是信众团体，而第四种政治理论的主体就是海德格尔的此在（Dasein）概念。杜金认为此在概念将是第四种政治理论作为一种包容性的意识形态发展和整合如此多元异象的观念群的最大公约数。在杜金看来，此在概念主要强调的是一个人和其所在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关联，但它的具体含义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之中又都是不同的。借助这个概念，杜金实现了从多元语境中缔造一统的思想工作，同时由于如何理解此在要每个人联系自身的文化处境来分别定义，它又给了每一个联盟者足够的诠释空间。

　　杜金反对用左、中、右的类型学来理解第四种政治理论的思想光谱。在他看来，第四种政治理论既不是批评自由主义的左翼共产主义，也不是右翼的民族主义。就与后自由主义的关系而言，已经无法确定左翼和右翼的位置，而只剩下两种立场，要么服从（中心），要么反抗（边缘），而这两种立场都是全球性的。因此第四种政治理论是一项共同事业的集合，它们来自于那些在现代化和后现代的过程中被抛弃、颠覆和贬损掉的事物和价值的反抗冲动。

　　同时杜金指出，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它并不是空洞的和抽象的，而是总是服务于一定的政治实践，并在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中展现自己的力量。20世纪是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三种意识形态相互争斗的世纪，三者产生于欧洲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之中，因而构成欧洲现代性问题的主要思想形态。作为对欧洲传统的挑战，自由主义首先于18世纪产生，并逐渐发展成为主导欧洲的意识形态，与之相伴随的是一个日渐商业化的资本主义社会、自由平等化的代议政治以及个人化的社会伦理生活。共产主义产生于19世纪，主要针对自由资本主义时代所产生的阶级剥削问题，以及极端个人化导致的社会分裂问题，关注的是分配和公正问题，而民族主义则产生于20世纪，主要来自对个人化、原子化的自由社会的反抗，看重的是一个人的集体身份，这种身份通过历史和传统赋予人一种身份认同，从而缓解向现代转型过程中带来的焦躁感和无措感。民族主义的极端形式就是种族主义和法西斯主义。

　　杜金认为，三种意识形态各自依托不同的概念相互竞争，自由主义看重个人，而共产主义强调阶级，民族主义重视民族。观念层面的竞争，伴随着实际的政治斗争，首先表现为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其次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抗法西斯主义，最后则是二战之后围绕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产生的冷战对峙。随着1991年的苏东剧变，自由主义战胜共产主义大获全胜，人类也进入由美国主导的单极全球化时代。

　　而在后现代（全球化、后自由主义、后工业社会）时代，以个人为核心的自由主义也渐渐失其实质和进取精神，逐渐退缩进后现代而变得萎靡不振，自由主义所诉诸的个人，也演变为空洞的、没有任何集体身份的形式概念：它没有宗教，因而是世俗主义的；它没有民族，因为是普世主义的；它没有阶级，因为每个人都成了中产阶级；它没有祖国，因为它倡导人权；它甚至没有了性别，因为是男是女已经无所谓了。

　　在反抗之余，第四种政治理论也有肯定的东西，那就是传统和宗教、等级和家庭。在杜金看来，传统及其代表的价值在现代性来临之际被推翻，于是“上帝死了”、“世界驱魅”、“神圣终结”，现代性的精神在于用人取代了神、用哲学和科学取代了宗教，用理性和科技的建构力量取代了启示和信仰的位置。而正是现代性的精神，孕育了自由主义、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这三种意识形态，因而对现代性的反抗就意味着回归传统，以及尤其所代表的神圣价值，这意味着宗教的回归。而一旦宗教回归，那么后现代，及其代表的价值体系就自然意味着放逐，成为“敌基督的国度”。在这个意义上，第四种政治理论乃是要现代哲学对人的行上存在的遗忘，找回人类存在的本体论和神学根基。而一旦人在形而上层面找回自己，就必然意味着一个全新的等级结构的形成，在这个结构中，家庭、民族重新找到自己的存在空间，在政治层面，这意味着一种帝国秩序的回归。

　　▍反抗与全球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