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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杜金将地缘政治学整合进其新欧亚主义的论述之中，但作为一个学科和知识体系，地缘政治学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西欧，尤其是德国。在其著作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杜金对地缘政治学做了思想史的研究，详细阐释了该学科的主要创建者，如Friedrich Ratzel、Rudolf Kjellen、Friedrich Nauman、Halford Mackinder、Alfred Mahan、Vidal de la Blache、Nicholas Spykman、Carl Haushofer、Carl Schmitt、Petr Savitsky，详细分析了我们业已熟识的基辛格、亨廷顿、乃至福山的基本观点，以及稍许陌生的欧洲新右派的地缘政治观。在这个意义上，杜金将自己视为学术“嫁接者”。就杜金对地缘政治的理解来说，他认为地缘政治是有关权力的世界观和科学，同时也是有关如何统治的科学，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第一，地缘政治是精英导向的，因而只可能在政治家层面进行运作，因而在本质上是反对民主原则的，因为知晓事物意义的能力勿容辩驳的尽可能限于领导者。第二，地缘政治家是有党派属性的，他们看重民族感情，并奉行爱国主义；第三，地缘政治是类似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一种世界观，通过人的空间属性来解释复杂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人的存在在环境上决定于地形、地貌等空间差异。空间对地缘政治分析而言，如同于金钱之于自由民主、生产关系之于马克思主义；第四，地缘政治尽管在今天以科学的面目示人，但并不是一门纯世俗的学问，总是和神圣地理密切相关，因而地缘政治学是神圣地理学的部分世俗化。

　　借用Carl Schmitt关于空间秩序（nomos）的界定以及陆地与海洋的二分法，杜金将世界历史描述为陆权和海权、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殊死搏斗，而任何一方的胜利，都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陆权与海权的冲突在国际政治中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大西洋主义和以俄罗斯为中心地带的欧亚主义的冲突。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抗衡大西洋主义的影响，俄罗斯有必要发展多中心的联盟体系，而每一个中心都自成一个大空间体系，因而这多个大空间的结合，就构成一个全新的帝国联盟体系。由于俄罗斯占据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因而在这个结盟体系中占据主导位置，而俄罗斯人民自然就成为了这一独特的欧亚主义使命的历史担纲者。　　

　　杜金指出，这一角色是由俄罗斯人民的特殊气质决定的，俄国是一个弥撒亚民族，有着普世的、泛人类的意义，因而本性上适合担当这一庞大帝国的精神核心。俄罗斯民族的精神气质只能在帝国建设的使命中呈现出来，抛弃帝国，就意味着俄罗斯民族作为历史事实和文明现象的终结，而这无异于民族自杀。没有帝国，俄罗斯作为一个民族将无法想象和维系。当然，肯定俄罗斯民族的帝国精神，并不是要张扬大民族主义，对此杜金心知肚明，在他看来，一个由俄罗斯主导的大陆帝国，需要张扬俄罗斯人民的民族感情，但这首先是一种体现为东正教的宗教情感，其次是俄罗斯种族，最后才是俄罗斯人民。同时，俄罗斯的主导地位并非排斥或者压抑其他民族，而是在自主的基础上形成一种和谐共生的局面，紧密团结在俄罗斯周围，为了对抗美国主导的大西洋主义这一历史使命而奋斗。

　　（二）俄国—德国—日本—伊朗轴心　　

　　欧亚轴心体系

　　就联盟而言，杜金首先将世界划分为四个文明区域：美国-拉美、非洲-欧洲、亚太地区、欧亚区域，并以俄国为中心点，构建欧亚主义联盟体系。就俄国与欧洲的关系而言，杜金提出的应对策略是构建俄国—德国轴心来分割欧洲，两个国家根据影响范围来划分东欧，德国将因此获得对多数地处中东欧地区的新教和天主教国家的实际支配，同时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俄国将归还德国加里宁格勒（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首府）。至此德国摆脱掉目前的附庸地位，作为一个地缘政治主体重新进入历史。与此同时再构建一个柏林—巴黎的次轴心，作为整合西欧的基础，确保其不受大西洋主义的威胁。同时隔离英国，并通过鼓励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破坏英国领土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