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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亚主义的思想渊源要回溯到19世纪，表现为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对于俄国的欧化改革的担忧，体现为“斯拉夫派”作为一种话语形态在俄国的兴起。如果我们将彼时的西欧理解为个体的、物质的、理性的“先进”文明的话，那么斯拉夫派的核心诉求就是力图保留俄国的本土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政治经济制度，因此它所吸引的也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有的、见多识广的旧贵族。对于始于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斯拉夫派无疑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信奉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西欧诸国是道德败坏的，而他们所发展出的政治和经济体系—立宪政府和资本主义—也是其堕落社会形态的必然结果。对恪守传统的斯拉夫分子们而言，俄国统一的东正宗教，无疑更有利于将俄罗人民紧密团结在一个基督教共同体中，维系一种自然、和谐和人道的相互关系，这种精神生活在制度上落实为俄国的农村村社制度，以及贵族制的政府形式。

　　与此同时，斯拉夫派对西欧发端的现代话语也并非完全无动于衷，而是与时俱进，从自身立场出发提出了俄国现代化的改革方略，比如解放农奴、削减官僚、确立言论出版和良心自由等公民权利等。但尽管如此，彼时俄国奋力追赶欧洲的焦躁心态蔓延于社会和宫廷，斯拉夫派遭遇到了俄国“西方派”的言论围剿，也为官方改革者所不容，并最终在尼古拉斯一世、亚历山大二世等君王的西化改革浪潮中销声匿迹。

　　可以说“西方派”和“斯拉夫派”两种话语形态的交锋，其实是俄国在遭遇到一个在军事、经济和文化观念上异常强大的西方，以及其所代表的进步的现代性之后所发展出的两种应对策略，它们各自有其滋生的社会土壤，也是俄罗斯这种在地理上夹在两种、乃至多种文明体系中的国家的宿命。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世界近代史的大时段中观察，俄罗斯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国家一样，都被迫对过于强势的西欧文明作出回应，并在这一调试过程中艰难地塑造新的政治认同。就这一历史过程本身而言，它并非线性的，乃至于将终结于某个历史时刻的，而更可能是回环曲折的，随着各种历史周期的变换而此消彼长，这在西欧的现代性叙事中呈现为各种形态的保守主义，而在非发端性的国家则表现为各种形态的本土传统话语的再生和更新。

　　正是在这种循环之中，俄罗斯的本土主义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但这次它换了一个名字——欧亚主义，并且其直接针对的敌人却变成了两个——西方派和布尔什维克派，这两个派别在理论形态上化身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欧洲现代性的左右互搏的两个侧面的话，那么欧亚主义从其诞生之初就蕴含着反对西方和现代性的理论倾向，也就潜伏着或多或少的“守旧”因子。如果要为这种理论找一个现实寄生者的话，那么最合适不过的就是俄国的保守“旧贵族”。伴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以及继之而来的内战，原有统治势力流亡异乡。对俄国革命的不满，促使其中的知识分子在观念层面寻找布尔什维克的替代方案，而这种智识探求的成果之一便是欧亚主义。欧亚主义者对西方派和布尔什维克派同时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俄国的未来出路既不在于导向西方，走立宪民主道路，也不在于通过阶级冲突和全球的无产阶级革命实现新天新地，而是将自身发展为一个独特的文明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自己的历史使命：创造一个既不同于欧洲，又不同于亚洲，但又同时包含二者特性的新权力中心和文明中心。欧亚主义者们笃信西方终将衰落，而俄国将会成为新的世界模范。

　　在反对西方化问题上，欧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可谓如出一辙，二者都强调俄罗斯自身传统和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并且都批评由彼得一世开启的亲西方的改革政策，但他们也并非完全等同，比如后者更强调民族和种族的重要性，反对国家干预，而前者更倾向于精神、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并且认可国家在实现俄罗斯政治和社会改造中的价值。在对待俄罗斯历史问题上，欧亚主义认可蒙古人在俄罗斯的统治，尤其注重蒙古帝国留给俄罗斯的强国家以及等级制服从的政治遗产,以及由此带给俄罗斯的亚洲血统和价值观念，因而强调亚洲对于俄罗斯身份认同形成的重要作用。作为思想学说，它要远比斯拉夫主义更为系统和持久，同时欧亚主义的发展是几代思想家共同努力的成果，因此代际问题也让它变得更为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