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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主义回归与全球革命:亚历山大 · 杜金的地(7)

  杜金细化了欧亚主义的权力方案,并将其具体展开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权力将按照自主的原则予以组织,这意味着根据事物的属性予以分权,分权的依据是地方性事物或者战略性事物。凡是属于地方性事物的,如民事和行政事物、社会领域、文化和医疗、各种形式的经济活动,都属于自主管理的范围,对于这些事物,各个层级的权力机构将会基于自身传统、以及自身社会内部的表达形式予以组织。对于诸如宏观经济管理、控制战略性资源和通讯等战略性事物则需要有一个单一的战略中心来控制和管理,该中心将是大空间内部的地缘控制和政府中心。经济活动按照自由市场原则实施,而军工企业、交通、自然资源、能源等战略性产业则受到严密控制,同时战略中心有权根据国家和社会的整体目标来实施再分配。

  欧亚主义反对美国的金融政策,反对由虚拟的金融操作来控制实体经济的异化模式,认为金融领域要为实体经济服务,致力于促进实体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需要严密的金融监管。而对于货币政策,则要在不同层级予以不同规定,单一的储备货币是必须的,但应该允许地方货币的存在,这种地方货币可以依据层级划分为地缘经济货币、大空间货币、地方货币等不同形式。

  欧亚主义鼓励发展宗教,并将人们的精神生活视为无法为经济和社会利益取代的首要价值。在杜金看来,大西洋主义是一种既没有过去也没有未来的哲学形式和生活理念,而欧亚主义则结合了对过去的深刻而诚挚的信任,和对未来的开放态度,它接受人们对宗教传统的虔敬,但也鼓励自由的创造性研究。对于传统宗教的支持和发展,将由战略中心予以组织、支持和协调,而任何破坏传统宗教的言论、教派和主张都将予以严厉禁止。而对于民族问题,欧亚主义的立场是尊重任何有自己文化和文明传统的民族身份,无论其大小强弱。它们将被视为属于全人类的文明遗产而予以尊重和珍惜。

  新欧亚主义与第四种政治理论

  以上是杜金的地缘政治思想,而就其所发展的意识形态而言,也是前后有别。为了反抗自由主义,杜金在起初更多是借助欧洲传统主义的思想资源,借助欧洲内部对启蒙思想的批判,来发展自己反对欧洲/西方/美国的保守意识形态。而它落实在俄国的土壤中,就是要呼唤一个强调等级和服从的社会和政治,杜金将其最终落实为俄国的东正教传统。但需要注意的是,杜金在其早期所构造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帝国联盟”,本身就是一个太多异质文明的组合体,每一个帝国轴心,如伊朗、德国等,都有着自身的文明传统,很明显不可能将东正教强加到其他盟友身上,成为帝国联盟的主导观念。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诸帝国的帝国”将始终是一个多元,但却无法一统的松散局面,因而合众为一的工作就需要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在2007-2008年之间,杜金通过引入第四种政治理论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杜金将其视为欧亚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而借助第四种政治理论,欧亚主义也摆脱了西欧传统主义者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的路径依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点。在杜金看来,第四种政治理论是欧亚主义观念的延续——它承袭了欧亚主义反自由主义、反现代性、反欧洲中心论、结构主义取向、多极化的基本立场,但又实现了对左翼和右翼的创造性综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不归属于自由主义、处于自由主义左翼的共产主义和处于自由主义右翼的民族主义的第四种政治观念,从而彻底了超脱出欧洲现代性问题的思想框架,发展出一种面向未来的规范理论。

  这种综合在杜金在于继承欧洲左右翼思想对自由主义的批判,但从传统主义的立场解刨左右翼思想。这首先意味着去除社会主义中的物质主义、无神论和现代主义的特征,而剥离掉奉行以“第三条道路”自居的民族主义立场中的种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立场。而这种创造性的综合就产生出一种不同于前面三种立场的第四种政治理论。但这仅仅是项预备性工作,第四种政治理论还需要向传统以及前现代汲取思想灵感,这些思想渊源包括柏拉图的理念哲学、中世纪的等级社会、以及神学视域下的规范性的社会和政治理论。如此一来,围绕着反抗自由主义,就形成了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它融合了左右翼,同时也吸纳了传统资源,并兼容于各大宗教的世界观。杜金认为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三条主要原则在于社会正义、国家主权和传统价值,同时尽管或许统合这么多颇有分歧的世界观并不容易,但他认为在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的前提下,它们能实现最大程度的联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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