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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3月3日下午，正值吉首二中放学，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在该校门前恰巧目睹了蒋宁口中的一幕。几名青年到校门前“堵人”，随即被一名身着迷彩服的该校“教官”追出来驱赶，一路笑着从学校西边的一条小巷跑掉，随后一辆警车也赶到现场。

据记者粗略统计，在这所学校门前，至少有16个摄像头。校门一侧，一面蓝色的警示牌写着标语“黑恶不除，社会不宁”。

    “我想拿刀吓唬他们，让他们不敢打我”

这场校园欺凌，蒋宁没能躲过。胡峰和孙翔等人决定在中午提前动手，因为“放学难得等人”。

法院审理查明，2019年5月17日午饭后，孙翔带着6个人到310班喊蒋宁去厕所，胡峰和另外7个人则在那里等候。到教室门口，先是3个人进去喊蒋宁，蒋宁没有理会，没动。孙翔就自己进去，对他说，“如果你不去，我们就要强行把你带过去。”

这样，蒋宁被迫跟着去了厕所。临走前，他把放在课桌内的一把折叠刀藏在了右手衣袖内。那是一把多功能工具刀，只有手掌大小，班里一名身体不好的同学平时用它来开药瓶。刀是有人特意放在蒋宁桌子上的，至于具体是谁，他始终不愿透露。后来他告诉警方，带上它是为了在被打时，“拿出刀来吓唬他们，让他们不敢打我。”

厕所里，孙翔、胡峰等15人把蒋宁围了起来，蒋宁问，“你们哪个先上？”人群中个子高的陈东在众人的示意中先动了手，他从后面用左手勒住蒋宁的脖子，把他摔倒在地，骑坐在蒋宁身上开始殴打，孙翔、胡峰等人便一拥而上踢打他。

殴打持续了1分多钟，蒋宁掏出折叠刀挥舞，“他们打我打得很疼，当时我就想拿出刀来挥舞，让他们不要打我”。突然有人说，“陈东，你背后好多血”，陈东发现自己身上受了伤，另一欺凌者吴某的左腿也被划伤，双方停手散开。

蒋宁从地上爬了起来，背靠厕所蹲坑的矮墙，无力地坐在地上。这时陈红海从背后掌掴蒋宁，他转身又向陈红海腹部捅了一刀。其他人又上来一阵拳打脚踢，随后散去，送受伤的人去医务室。蒋宁嘴上不肯认输，喊着：“在座的各位都是弟弟。”

蒋宁也受了伤，他的手指在流血，脸上和衣服上沾满了厕所地板上的脏水。独自回到教室后，他把刀扔进了垃圾桶，用自来水冲洗了手指，用纸巾简单包了起来。

学校报了警。一位好友告诉蒋宁，有人在打听他的家庭住址，扬言要报复。听说这事后，蒋佑华连夜往吉首赶，班主任建议他把孩子带回邵东老家，避免矛盾激化。在蒋佑华看来，这是正当防卫，以为最多就赔点医药费，就带蒋宁回了老家。

2019年8月7日，学校辖区派出所喊蒋宁去吉首问话，他自此失去了336天自由的日子。蒋佑华回忆，当时一名民警告诉他，蒋宁涉嫌故意伤害，建议跟受害人协商，赔偿医药费，取得谅解，孙子就可以取保候审。他找到了家属，对方的要价是每人10多万元。

母亲莫兰怕儿子在里面受苦，想出这个钱。但她已重新组建家庭，又有了一个上小学的孩子，经济上很是吃力。蒋佑华不同意，在他看来，就算出了这笔钱，如果被判防卫过当，留下了案底，将来也影响孙子一辈子。

这个老人20世纪80年代当过镇上中学的语文教师，遇到同学间互相欺负，“只要处事公平、有威信，你吼一嗓子就能镇住学生。”家长大多来自附近农村的，校园欺凌鲜少发生。

在他看来，蒋宁是正当防卫。案发时，“昆山反杀案”正被社会热议，还在2018年年底被最高人民检察院列为指导性案例，明确正当防卫界限，进一步体现“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秩序理念，这坚定了他认为孙子无罪的信心。

2020年1月，吉首市检察院将蒋宁移送起诉。该院认为，蒋宁属于“约架”，还提前准备了刀具，是故意伤害他人身体，致人重伤，应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刑事责任。

案件在吉首市人民法院一审开庭。法庭多方还原事实，特别纳入了当时在厕所目睹整个过程的初一男生黄某的证词。他不认识蒋宁，却认识欺凌者中的几人，几次调查中的陈述也较为稳定。

一审法院认为，孙翔邀约蒋宁去厕所的行为不是“约架”，而是一种欺凌行为，这个时候无论蒋宁怎么回答，都不能改变其被欺凌的事实，而蒋宁去厕所打斗也不是自愿主动的，是在多人胁迫下经过两次催促才去的。

在一审法院看来，整个事件的发展过程中，蒋宁自始至终均处于一种被动的、被欺凌的孤立无助状态。从打架的犯意和伤害行为的实施，都是被动、被迫的。从早读前被孙翔等人喊到厕所告知要被打，到早读下课后第一次在厕所被多人拖、拽、围、踢，再到中午被多人胁迫去厕所，到厕所后被多人殴打，整个事件的发生、持续、发展过程中，蒋宁都是被强迫、胁迫的，尽管他也说过一些“垃圾话”，但这些不能改变其被欺凌、被霸凌、被动应对的状态及整个事件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