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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通纠集了一伙人，把蒋宁喊到厕所，要求他解释“为什么瞪自己”。尽管蒋宁反复解释自己没有瞪，但在围观人群“打他”的起哄声中，一群人冲上去围殴了他。殴打持续了几分钟，蒋宁只记得当时“天旋地转”。他的同学喊着报告老师，向通等人这才住了手。蒋宁头部右侧耳后的位置被一把木质折扇打得鲜血直流，医药费花了3000多元。

事后，双方家长被叫到一起，由学校出面调解。结果是，施暴者的家长凑钱赔偿了医药费，向通等人被记过。“当时学校处理的时候应该有记录，但事情处理好后，学校好像没有留底。”蒋宁的班主任向警方回忆。

但蒋宁被打一事也在学校里传开了，同学眼中，人高马大的蒋宁因为此事“没了面子”。而在蒋宁看来，学校总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处理也是“不了了之”，打人的人根本没受什么影响，他甚至因此埋怨出面调解的母亲莫兰。在现场，向通班主任的话让他记忆犹新，“一个巴掌拍不响”“怎么不打别人就打你？”

这让他不太信任学校对校园欺凌事件的处理。

    “规定没有落实到位”

一些教师认为，在处理校园欺凌上，自己也有难处。

蒋宁的班主任对警方表示，每年开学第一课就是安全教育课，会向学生宣传安全知识，让学生学会自我保护，如遇同学间发生矛盾，第一时间向老师反映。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班上其他同学的证实。

这位教师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蒋宁可能因为被向通等人欺凌存在一些心理阴影，自此不信任老师，但没听说他对处理结果“心里不服”。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所中学任教过的杨涛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讲述了教师们处理校园欺凌事件的苦衷：“我们近几年防治校园欺凌宣传和扫黑除恶进校园之后，也会给学生宣传，出现问题，向老师和家长汇报。但有些孩子被欺负可能在厕所里、在宿舍、在回家的路上，如果他不敢说，甚至欺负的人恐吓他不说，确实很难发现。”

“基层面临‘保学控辍’的压力，很难管。学生的‘参考率’有指标要求，这就导致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误，只要不是违法犯罪，肯定都是以教育为主，学校和公安机关的惩罚都是比较轻的。”杨涛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的一个学生，经常逃学、打架，和社会青年混在一起，还到邻县偷摩托车，被当地派出所抓获批评教育后送回了学校。

“他主动给我讲，我真的不想上学，我来就是影响其他同学，你们又要费心思管，我一点心思不在学习上。”杨涛回忆，这个孩子想回家，但校领导不同意，最后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县里抽考或者毕业考试时，学校给他打电话，让他一定回来考试，“给学校的风气带来不好的引导”。有学生向杨涛抱怨：“我们表现这么好，考试都是坐公交车去的，他表现那么差，校长专车去接送考试。”

“又达不到进少管所的程度，工读学校也要家长同意才能送进去。这样一来，他们欺负别的孩子，学校只能尽量协商处理，赔些医药费，让他们下次不许打人，写个保证书之类的，可能也没用，实际惩罚力度很弱。”杨涛分析，在被打的孩子看来，可能就会觉得学校没有处理，反正打人的人还要回到学校，“久而久之很多孩子受欺负就不敢说了。特别是有些留守儿童的家长不在家，或者只有年迈的爷爷奶奶，根本无法处理”。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介绍，教育部2021年发布了两个重要规章，分别是《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但很多地方“规定没有落实到位”。

“有的老师认为他们缺乏手段，但是我们一定要摒弃一种思想，就是等问题大了再去处理，去开除、追究法律责任。”佟丽华解释，惩戒不是目的，学校的目的是教育，一定是在小问题的时候解决，“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的前提是对违规违纪的学生进行惩戒，怎么实施教育惩戒？什么情况下实施教育惩戒？需要在学校制定校规校纪的时候就加以明确，成为有可操作性的规范。”

他还介绍，教育部提出了有条件的学校要设儿童保护专员，“在学校培养专业的人员，但是这个工作落实得也不到位”，可以通过发展未成年人社会组织加以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