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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宁的班主任对警方表示，每年开学第一课就是安全教育课，会向学生宣传安全知识，让学生学会自我保护，如遇同学间发生矛盾，第一时间向老师反映。这一说法也得到了班上其他同学的证实。

这位教师在接受红星新闻采访时表示，蒋宁可能因为被向通等人欺凌存在一些心理阴影，自此不信任老师，但没听说他对处理结果“心里不服”。

在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一所中学任教过的杨涛向中青报·中青网记者讲述了教师们处理校园欺凌事件的苦衷：“我们近几年防治校园欺凌宣传和扫黑除恶进校园之后，也会给学生宣传，出现问题，向老师和家长汇报。但有些孩子被欺负可能在厕所里、在宿舍、在回家的路上，如果他不敢说，甚至欺负的人恐吓他不说，确实很难发现。”

“基层面临‘保学控辍’的压力，很难管。学生的‘参考率’有指标要求，这就导致不管他犯了多大的错误，只要不是违法犯罪，肯定都是以教育为主，学校和公安机关的惩罚都是比较轻的。”杨涛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他的一个学生，经常逃学、打架，和社会青年混在一起，还到邻县偷摩托车，被当地派出所抓获批评教育后送回了学校。

“他主动给我讲，我真的不想上学，我来就是影响其他同学，你们又要费心思管，我一点心思不在学习上。”杨涛回忆，这个孩子想回家，但校领导不同意，最后双方妥协的结果是，县里抽考或者毕业考试时，学校给他打电话，让他一定回来考试，“给学校的风气带来不好的引导”。有学生向杨涛抱怨：“我们表现这么好，考试都是坐公交车去的，他表现那么差，校长专车去接送考试。”

“又达不到进少管所的程度，工读学校也要家长同意才能送进去。这样一来，他们欺负别的孩子，学校只能尽量协商处理，赔些医药费，让他们下次不许打人，写个保证书之类的，可能也没用，实际惩罚力度很弱。”杨涛分析，在被打的孩子看来，可能就会觉得学校没有处理，反正打人的人还要回到学校，“久而久之很多孩子受欺负就不敢说了。特别是有些留守儿童的家长不在家，或者只有年迈的爷爷奶奶，根本无法处理”。

北京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介绍，教育部2021年发布了两个重要规章，分别是《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但很多地方“规定没有落实到位”。

“有的老师认为他们缺乏手段，但是我们一定要摒弃一种思想，就是等问题大了再去处理，去开除、追究法律责任。”佟丽华解释，惩戒不是目的，学校的目的是教育，一定是在小问题的时候解决，“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的前提是对违规违纪的学生进行惩戒，怎么实施教育惩戒？什么情况下实施教育惩戒？需要在学校制定校规校纪的时候就加以明确，成为有可操作性的规范。”

他还介绍，教育部提出了有条件的学校要设儿童保护专员，“在学校培养专业的人员，但是这个工作落实得也不到位”，可以通过发展未成年人社会组织加以补充。

3月23日，湖南省教育厅发文开展湖南教育系统防范中小学生欺凌专项治理行动，要求学校根据实际成立由校长负责的学生欺凌治理委员会，建立防范学生欺凌和暴力行为早发现、早干预、早处置的常态化工作机制。

    “失去的人生怎么回来”

校园欺凌成了蒋宁心中的疤。

检察院来找蒋宁的消息在老家中学不胫而走。他成了不少老师同学口中“犯过事的人”，很多人回避他，不跟他玩。他隐隐感觉，别人在背后戳他的脊梁骨，这让他感觉抬不起头。

2020年12月25日，案件二审在湘西州中院开庭，蒋宁不得不坐火车来到湘西，第二次以“被告人”身份站在法庭上。回来后，他的心思已经不在学习上，他在看守所里听人说过，如果抗诉成功，他就要回到那里，“辛辛苦苦把成绩搞好，万一又进去了呢？”

抗诉的压力让蒋宁无法释怀。他发现手机游戏里有另外一个世界，那里的人不知道他的过往，每天在“峡谷”里一起“打打杀杀”。老师一开始还劝他放宽心态，后来也慢慢放弃了。

有时他通宵打游戏，蒋佑华看不下去，多说几句，蒋宁就“炸了”，“我又做错什么了？你又来说教。”蒋佑华能理解孙子承受的压力，有一天早晨他喊蒋宁起床，“语气可能严肃了点，蒋宁，怎么还不起床？”睡梦中的蒋宁干脆地答了声“到”，他说这是在看守所里形成的习惯。

中考前，蒋宁把自己的作业本、书和试卷撕得粉碎，撒了一地，抡起家里的椅子就摔。蒋佑华怀疑蒋宁得了创伤后应激障碍，但经济条件也无力再给他做专业的心理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