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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构筑统一平台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前提条件。基于大数据、大系统的统一平台是数字政府建设的基本支撑，也是进一步构建“数据共享模型”、“流程再造模型”以及“信用体系模型”的必要条件。要加快建立覆盖全域、统筹利用、统一接入的数据共享大平台以及物理分散、逻辑集中、资源共享的政务信息资源大数据，构建深度应用、上下联动、纵横协管的协同治理大系统，通过数据流、业务流、信息流的实时同步，实现“一次填报、全网共享”和“一处变更、全网更新”。深化一体化权力运行平台建设，将可协同、可联办行政审批和公共服务事项梳理整合成“一件事”，按“一套标准”进行前台综合受理、后台分类审批、综合窗口出件，实现数据落地和全流程监控。

　　(四)推行“掌上办事”是数字政府建设的落脚点。数字政府是需求导向型和公众响应型的及时性政府，也就是从用户需求和公众诉求出发，基于用户和公众不同的数据维度，抽象出用户和公众360度全景画像，洞察分析公众需求和响应公众需求，促进政府与公众(G2C)、政府与企业(G2B)良性互动。要进一步深化“互联网+政务服务”，系统整合优化政府系统中的决策流、信息流、资金流、业务流，积极探索“一证通办一生事”，广泛开展“掌上办事”，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借助“互联网+”和人工智能，促进政务服务在线化、智能化、实时化，推广移动政务服务终端、手机终端等应用，将政务服务的触觉延伸至社会的神经末梢。加快移动政务服务应用整合，推进行政服务中心窗口单位涉及审批收费事项与公共支付平台的对接，在教育、就业、社保、卫生、住房、交通等民生领域进一步推广掌上办事。

　　五、结语与展望

　　数字政府事关全球新一轮营商环境较量，③我国政府数字化转型之路依然任重道远。根据早稻田大学发布的《2017国际数字政府评估排名研究报告》，中国得分52.865，在65个参与评估的国家中排名第44位，远低于新加坡(91.057)、丹麦(88.739)、美国(87.117)、日本(81.236)、爱沙尼亚(81.198)等国家。数字政府为政府自身改革带来广阔空间的同时，对政府治理理念、治理结构、行政程序、政务质量、业务流程、制度供给、机构改革等也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在各国纷纷抢占数字政府、智慧政府或“政府3.0”制高点的背景下，我国亟待实施政府持续转型行动，推动数字政府不断迭代和升级。

　　(一)“云上政务”很可能是“互联网+”政府的下一个浪潮。新兴信息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是人类突破认知极限、超越时空资源局限的“临界点”“爆发点”“奇点”，云技术和数字技术植入政府治理之后，政府治理工具和技术手段愈加高端化、精准化、高速化。云计算将计算、存储、记忆、网络等信息资源进行集成后，按需求、易扩展的服务方式进行计算资源的交付和使用，促使私有云、公有云、混合云等应用层出不穷。比如，美国2011年9月在联邦、州、地方各级政府运行过程中实施“云计算战略”，着力解决传统电子政务基础设施利用率低、资源需求分散、重复建设、工程建设滞后等问题。可预见的是，未来“IT信息时代”向“DT数据时代”的变迁会提速，互联网加快迈入“后IP时代”，集成电路加快迈入“后摩尔时代”，亟待政府进行彻底的“云革命”，通过云上政府与实体政府的无缝衔接与相互驱动，为公众提供更优质更高效的全生命周期服务。

　　(二)“移动政务”(m-government)领域和边界不断拓宽。公众通过5G通信、社交媒体等渠道随时随地便利地获取公共信息和公共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是不可悖逆的浪潮。对此，美国联邦政府2012年1月发布“移动政务策略”(Mobile Strategy for Federal Government)，其出发点是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通过任何设备都能够获取政府信息和数字化服务。新加坡《电子政务总体规划》将移动政务作为电子政务的核心内容，提出一站式的移动政务建设，汇集300多项移动政务服务项目，将移动媒体作为民意征集、公证听取、新闻发布、公民参与政务的重要渠道和途径。因此，广泛应用移动技术和社交媒体，创新移动服务供给方式和手段，为公民(G2C)、企业(G2B)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G2G)提供更广泛、更便捷的移动服务，拓展移动政务的广度和深度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