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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等为特质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ICT)驱动政府转型驶入快车道，全方位重塑与再造政府组织、政务流程、行政审批、政民互动等体制机制，对政府治理体系产生革命性催化，致使数字政府建设具有战略必然性和技术可行性。发达国家纷纷运用数字技术推动政府转型成为新公共管理运动后政府改革的主旋律之一，英国2012年11月推出“政府数字战略”(Goverment Digital Strategy)和“政府转型战略(2017-2020)”，启动“数字政府即平台行动计划”;美国2012年发布“数字政府战略”(Digital Government);韩国2012年6月实施“智慧政府实施计划”(Smart Government Plan);德国2016年3月发布“数字化战略2025”及“数字化政府”行动(eGovernment);新加坡2014年3月启动实施“iN2015计划”及“智慧国家2025”工程;日本制定“i-Japan战略”，均通过系统的数字化路线推动政府转型，致力于引领全球数字政府转型，继而抢占数字经济先机和竞争优势。

　　数字政府是数字中国、网络强国、智慧社会三大国家战略纵深推进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以数据集中和共享为途径，建设全国一体化的国家大数据中心，推进技术融合、业务融合、数据融合，实现跨层级、跨地域、跨系统、跨部门、跨业务的协同管理和服务，推进政府决策科学化、社会治理精准化、公共服务高效化。作为全国数字经济先发省和国家信息经济示范区，浙江大力建设“数字经济”一号工程①，将数字政府作为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基础性工程，在全国率先建成省级政务云服务体系和政务服务“一张网”，实施全国第一部公共数据和电子政务政府规章，在全国率先编制《数字政府建设总体方案》，争创政府数字化转型先行区和示范区。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委托国家行政学院评估并发布的《省级政府网上政务能力调查评估报告》，浙江2015、2016、2017连续3年位居省级政府网上政务能力榜首，以浙江为样本深入剖析其数字政府建设路径对全国推进政府数字化转型具有参照价值和借鉴意义。

　　一、数字政府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和战略抉择

　　数字政府是公共治理理论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催生的热点问题，强调以需求为导向的数字化变革推动政府理念革新、职能转变和体制机制重塑，逐渐成为数字治理理论应用的新动向。Patrick Dunleavy在其2006年出版的“Digital Era Governance：IT Corporations，The State and E-Government”中首次对数字治理作了系统阐释，随后理论界将数字治理理论引入新公共管理，掀起了数字政府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浪潮。数字政府治理研究并不局限于政府治理方式，更深层次的是探索政府机构改革和权责碎片化的重新整合、政府体制机制的系统优化和流程再造、政务服务全面数字化变革，从本质上讲旨在处理政府“有形之手”与市场“无形之手”、社会“自治之手”的逻辑关系，提高政府治理效能、行政质量和公信力，加速实现“管制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数字政府并不局限于ICT技术在政务领域的应用，而是“治理理念创新+数字技术创新+政务流程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协同推进的全方位变革，以大平台、大数据、大系统、大集成为战略导向，以数字化、协同化、透明化、智慧化为实施路径，以跨部门跨系统跨地域跨层级高效协作为重要支撑，对政府数字化思维、数字化理念、数字化战略、数字化资源、数字化技术等相关因素进行最大化集成，从而撬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一)从经济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角看，数字政府是催化数字经济快速释放、融合、速增的关键性支撑。在大数据时代，数据流通、开放、共享是实现数据资源价值的重要方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离不开大数据支撑，而数字政府是以大数据为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的前提条件。2018年4月全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会议明确的基本路径是，大力发展数字经济，推动数字产业化，依靠信息技术创新驱动，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同时推动产业数字化，利用互联网新技术新应用对传统产业进行全方位、全角度、全链条的改造。政府是“数据海洋上的巨轮”，掌握着极其庞大的数据渠道以及数据资源，政府数字化转型是经济数字化转型的先导力量，也是数字经济的重要支撑和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强大引擎，应进一步增强政府改革的自觉性、主动性和联动性，把数字政府作为数字经济的标志性、引领性工程来抓，加强数字时代的政府改革和治理能力建设，通过政府数字化撬动经济数字化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加速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