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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并不怀疑“腾讯游戏成长守护平台”建立的初衷是保护未成年人，但在具体实施进程中，它不免与一些未成年人的上网自由发生冲突，因此该平台甫一推出，即有人指责其“侵犯隐私”。其实，许多网络监测、管控技术的推行和强化都是典型的技术权力行使，在当代社会里，技术权力与政治权力、资本权力一样，都有无限扩张自身权力边界的趋势，恰如孟德斯鸠所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7］权力无限扩张的趋势在技术权力的行使过程中同样不可避免地存在：无论是技术权力的哪一种控制机制，最终都离不开人的操控，而人又总是具体的、时代的、文化的、生理的、利益的人，是有先天缺陷和历史局限的人，因而这种控制的基础是脆弱的，体系是不完备的；人类对技术权力的控制是相对的、有条件的，技术权力的失控或滥用随时都可能发生。［8］

总之，为防范互联网企业、行业层面的技术权力的无限扩张或膨胀，人类应当将其关进笼子，具体路径仍然是“以权力制约权力”，这在《网络安全法》中也有所体现。其具体内容见该法第十五条第一款：“国家建立和完善网络安全标准体系。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和国务院其他有关部门根据各自的职责，组织制定并适时修订有关网络安全管理以及网络产品、服务和运行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换言之，这一规定要求国家主导网络安全标准体系的制定和建立，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制约网络企业、行业的技术权力。不过，国家、政府及其职能部门行使国家公权力，相关机构介入时，也应当保持国家公权力、技术权力与公众网络使用权利的相对平衡，不能让公权力无限膨胀，也不能任由技术权力假借技术、科技的名义压制公众的自由和权利。理由很简单，公权力、技术权力介入和运用的关键意义是保障公共秩序，而公众的权利则对应着自由，按照通常的法律位阶价值规律，自由是优先于秩序的，如果缺乏充足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公权力和技术权力不宜轻易挤占自由的空间、限制自由权利的行使。

从总体上看，《网络安全法》在第一条阐释其立法目的时使用了这样的说法，“为了保障网络安全，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社会公共利益，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促进经济社会信息化健康发展，制定本法”。在此目标指引下，该法律在倡导性规范中重点突出了鼓励技术监测、管控，促进网络安全、健康运行的一面，而较少涉及直接约束技术权力滥用的条款，这是值得注意的。当然，从我国网络立法的整体进程来看，《网络安全法》只是一个基础，随着我国网络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后续的互联网领域立法将不断涌现，逐步建构起较为完备的网络法律体系，其中一个重要方向便是根据技术的变迁、环境的改变等，适时、适度对于网络企业、行业的技术权力进行约束和规制，使之与网络用户的权利之间达到平衡状态，避免技术权力的滥用妨碍自由权利的行使。

注 释：

①此处的法律系指狭义概念上的法律，即专指我国全国人大、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

参考文献：

［1］王璐，文松辉.互联网的社会属性及其治理[J].人民论坛，2014（11）.

［2］胡颖.中国互联网表达自由的法律规制与保护[J].国际新闻界，2012（9）.

［3］庹继光.媒体融合中网络用户的法律保护与规制[J].新闻战线，2015（15）.

［4］谢永江.《网络安全法》的基本原则［EB/OL］.http：//theory.gmw.cn/2016-11/15/content_22981592_2.htm.

［5］漆多俊.论经济法调整方法［J］.法律科学，1991（5）.

［6］王伯鲁.技术权力问题解析［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3（6）.

［7］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册）［M］.张雁深，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54.

［8］王伯鲁.技术权力问题解析［J］.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