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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段启明，长期在国家宗教事务局工作，从事宗教问题的调查研究和宗教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1998年退休后，出于一种对邪教问题研究的社会责任感，他一直关注“法轮功”。本文是段启明同志2011年9月16日参加中国反邪教协会和乌克兰“迷信与社会”组织的交流会上的发言(节选)。

　　当代西方国家，把宗教分为教会、教宗(或译为教团)、教派(或译为宗派)、膜拜团体(“新兴宗教”)。新兴宗教不断发生变化，有一部分走向神秘，走向颓废，走向极端，成为疯狂的、邪恶的、毁灭性的极端教派。这种极端教派奉行反社会、反文化、反时政的教义，实施教主集权统治，对信徒强制“洗脑”、进行精神控制，践踏人权、摧残生命、危害社会。这种极端教派虽在西方是一个普遍社会问题，但只有比利时、法国极少数国家对这种极端教派做出法律定性。1998年，比利时政府颁布法律界定：“有害的邪教组织，是指那些在组织上和实践上进行非法、有害的活动，危害个人、社会或人类尊严的哲学性或宗教性或自称具有此类性质的组织。”1983年2月，法国议员阿兰·维维安奉政府之命，调查全国的膜拜教派，并提出对策。2000年2月，法国“反邪教部际委员会”在一份报告中对邪教做了这样的界定：“一个极权性质的社团，申明或不申明具有宗教目的，其行为侵犯人的尊严和破坏社会平衡。”

　　“邪教”本是中国汉语特有的词语，邪教组织的本质特征与西方膜拜团体中的极端教派相似。“邪”是指妖异怪诞的邪术、邪说的说教者。这些说教者利用“神道”作为“惑人”的手段而作乱，破坏当时的统治秩序。“邪教以神道惑人，而天下乱矣”，就是历史上对这种组织的定性。元朝统治者对邪教就进行严厉惩治。清朝晚期以来，民间秘密教门多以“会、道、门”为组织名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仍将各种秘密教门称为“会道门”。鉴于“会道门”对群众、社会和政权的危害，政府予以坚决查处。

　　20世纪80年代，中国进入了一个社会转型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意识形态领域出现了多元倾向，迷信活动泛滥，被取缔的某些“会道门”死灰复燃，以其他面目出现的邪教也滋生蔓延。“呼喊派”、“全范围教会”、“天父儿女”、“门徒会”、“被立王”、“主神教”等就是这类非法组织。这类组织的共同特征是：少数不法分子违反宪法和法律，披着宗教外衣，摘取宗教经典中的片言只语，掺杂大量封建迷信和异端邪说，蛊惑人心，蒙骗群众，秘密纠合建立非法组织，从事违法犯罪活动。这类组织与中国历史上的“邪教”、“会道门”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当时没有叫做“邪教”。政府主管部门依据宪法和法律，对这类非法组织进行了查处，依法取缔了非法组织，对有违法犯罪行为的组织者、骨干分子做出刑事处罚，对被蛊惑蒙骗的一般成员进行了教育。

　　1997年3月，针对邪教组织滋生蔓延及其对群众和社会的严重危害，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正式将惩罚邪教犯罪活动写入修订后的《刑法》。《刑法》第三百条规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破坏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实施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蒙骗他人，致人死亡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组织和利用会道门、邪教组织或者利用迷信奸淫妇女、诈骗财物的，分别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二百六十六条的规定定罪处罚。”

　　“法轮功”是在迷信活动泛滥、气功热、“人体特异功能”热的背景下滋生的一种邪教。我个人认为，它大体经历了以下四个演变阶段。

　　第一阶段：法轮功初始期

　　1992年5月(李洪志在长春五中办“法轮功辅导班”，5月13日被称为李洪志“出山日”)到1993年8月(在北京成立全国性组织“法轮功研究会”)。这一时期，有以下事实和特点：李洪志在他人帮助下创编出“五套功法”，盗用佛教“法轮”(“法轮”源于古印度传说中的“轮宝”，被认为是统治世界的转轮圣王使用的一种武器，具有无坚不摧的力量。佛教借用来比喻“佛法”，是一种具有象征意义的比喻性词汇)一词称“五套功法”为“法轮功”。刚开始只在长春胜利公园演示“教功”，但对其感兴趣者甚少。1992年5月13日，在他人帮助下，李洪志借用长春五中阶梯教室办“法轮功辅导班”，传授“五套功法”。1993年4月，出版了《中国法轮功》一书。1993年12月，又出版了《中国法轮功(修订本)》。这一时期，“法轮功”组织尚未正式形成，所谓的“法轮功”充其量不过是一种“伪似气功”，主要活动是李洪志在几个气功爱好者帮助下传授“五套功法”。这时，李洪志的真实目的不过是借用这种手段敛取群众钱财。

　　第二阶段：“法轮功”坐大成势期

　　从1993年8月到1996年7月(国家新闻出版署查禁李洪志五种图书)。这一时期有以下一些重要事实和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