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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问题是为什么"国有化"必须是暂时的?毕竟，是巴菲特向保尔森建议以优先股的形式向银行注资，而且巴菲特本人到目前为止还持有高盛的股票在等待更高的回报。我想如果我们设想一下假如美国政府继续持有这九家最大银行相当大一部分的股票(请回想一下，在《巴塞尔协议I》所规定的"一级资本"中，政府通过"不良资产救助计划"已拥有一级资本的75%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们可能能够体会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什么含义。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定义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其它各种所有制在市场环境中共同发展的一种体制。我在《近代中国》(Modern China) 2011年第09期关于重庆实验的文章中提出;

　　"重庆实验表明公有资产和私有企业不是相互替代此消彼长的，而是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当公有资产能够在市场中获得收益，政府就能够减轻私有企业和个人的赋税，从而实现公有资产和私有企业的共同发展和相互促进。当全国的所得税税率是33%时，重庆只征收15%的所得税这一事实是很说明问题的(Cui, 2011, 第654-57页)。"

　　现在，我想问一下，如果美国政府并不将它所持有的美国国际集团(AIG)79%的股权全部卖出，而是保留了一部分(比方说，只卖39%的股权)，那么我们是不是会看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美国出现了呢?

　　詹姆斯·米德的颠倒的国有化（Topsy Turvy Nationalization）

　　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中谈到的,重庆经验与197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同时也是1936年以来"自由社会主义"的倡导者，詹姆斯·米德的关键的见解是一致的。现在我想说明米德的"颠倒的国有化"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含义。

　　米德所谓"颠倒的国有化"实质上是要将英国1945年的国有化的做法颠倒过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政府对钢铁，电力，铁路，和煤炭行业进行了国有化，但是英国政府并没有从国有化中得到可以自由支配的利润;因为英国政府为了推行国有化方案发行了大量的国债以提高国有化的补偿标准，而国有化所带来的利润要用于支付这些国债的利息，即利润与国债利息抵消了。因此，政府变成了所有者-经营者，但是没有得到收入增加所带来的利益(Meade，1993年，第95页)。换句话说，英国政府通过发行额外多的国债筹集资金以实现国有化。我们可以观察到，在目前美国和欧盟的金融危机中存在着一个十分相似的过程。欧盟当前的危机显示出一个很清晰的形态模式，即主权债务与银行危机是联系在一起。其中的逻辑是：欧盟的银行危机需要一个类似"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政府注资，而政府只有依靠发行更多的国债来筹集资金。这就是纽约大学的维罗· 阿查里亚(Viral Acharya)和他的同事们所指的"一个双重债务积压的故事：金融部门与主权信用风险的交叉"(A Tale of two overhangs：the nexus of financial sector and sovereign credit risks)(Acharya, Drechsler, and Schnabl, 2012)。

　　米德的"颠倒的国有化"计划包含下列几点："国家不发行国债，而是拥有价值相当于一个国家的生产性财富的50%的国有资产。政府不亲自经营生产性财富背后的企业，而是如同持有私有的信托公司和其它类似的金融机构的股权一样在竞争的股票交易市场上投资于这些生产性财富/企业(Meade, 1993, 第94页)。""颠倒的国有化"的要点是能够获得两大益处：其一，政府可以用股权投资所得到的收益建立一个"社会分红基金"(social dividend)，"社会分红基金"通过向每一个人发放最低收入能够为劳动力市场添加额外的灵活性(Cui, 2005)。其二，政府可以从她所部分拥有的企业的微观管理决策中解放出来。米德承认"这种'颠倒的国有化'的过程对于已负有巨额国债的西欧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会遇到难以应付的财政负担，而在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只要不将所有的有盈利的国有资产都卖给私有部门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Meade，1993，第201页)。"现在看起来，我所设想的"假如"美国政府继续持有一部分通过"不良资产救助计划"而购买的金融机构的股权，也不是太不着边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