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之元：从欧美金融危机理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时间:2023-08-15 21:27 来源:网络整理 作者:墨客科技 点击:次
收藏（） 评论（） 字体： 大 / 中 / 小 重庆实验可能可以解释为是"马克思+里根"：马克思的公有制，里根的低税收。我是否可以进一步发挥为："马克思+里根=米德"! 今年是中国官方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第二十周年。江泽民在1992年10月12日至18日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的主题即是"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正如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Ezra Vogel)在他2011年出版的邓小平传记中所描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是江泽民对邓小平1992年初南方巡视的回应，并且得到了邓小平和陈云两人的认可(Vogel，2011，第682页)。 然而，大多数西方的评论家，无论其立场是左还是右，都认为中国越来越像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概念缺乏内在逻辑，最多只是起到一个装饰意识形态门面的作用。1992年的一天，午夜时分，江泽民给时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主任的陈锦华打了一个电话。在电话里江泽民要求陈锦华深入研究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以反驳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可行性的否定[1]。陈锦华和同事们研究后发现意大利学者帕累托既是西方经济学的大师，他所定义的"市场效率"被称之为"帕累托效率";他同时又于1902至1903年撰写了两卷本的《社会主义制度》一书。因此，陈锦华告诉江泽民说，既然在西方经济学领域中其影响力仅次于亚当·斯密的帕累托对社会主义也很感兴趣，说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即使是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有意义的(陈锦华，2008，第277-279页)。 在某种意义上，我的这篇短文试图为陈锦华对江泽民的答复做一个延伸。我在《开放时代》2011年第09期关于重庆实验的文章中曾以尼采"行动是一切"的名言开头。根据这一概念，我想强调的是中国已经是一个复杂的"混合经济"- 一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争论的焦点是如何从理论上来做出说明。我将迂回地从2007-2008年美国的金融危机谈起，看看美国"暂时国有化"措施的经验教训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为什么格林斯潘和保尔森赞同"国有化" 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前任主席阿兰·格林斯潘多年以来被认为是自由资本主义的领军人物、大主教。但是格林斯潘在2009年2月18日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指出，在应对2007-2008年次贷危机时国有化恐怕是留给决策者的伤害为最小的备选方案。他说，"暂时对某些银行进行国有化以促进迅速而有次序的重组可能是必要的。""我理解这可能是百年一遇而必须做的事情(Guha and Luce，2009)。" 许多读者可能很惊讶格林斯潘竟然会想到国有化。事实上，他解释了这样做的理由："国有化使得政府能够将有毒资产转移至坏账银行而避开对这些有毒财产如何定价的问题[2]。"虽然格林斯潘在访谈中没有进一步详细说明为什么国有化可以避开有毒资产的定价问题，我们借助于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亨利·保尔森的回忆录《峭壁边缘》可以理解格林斯潘未明说的理由。保尔森是这样解释他是为什么决定将纳税人的钱通过"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注入私人银行的： "各银行深受有毒资产的拖累，唯有通过廉价甩卖才能卸掉这些包袱，但它们又不愿这样做。我们想，如果我们能通过拍卖来购买这些财产，我们就可以激活市场，使银行得以有条不紊地出售不良财产，得到更好的价格并解放信贷资金。当我们最初寻求注资授权的时候，我们认为这个权力可能会被用于拯救一个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我一直反对国有化，也担心我们的某些做法会把我们推上国有化道路。但现在我认识到了两个残酷的现实：市场恶化的速度实在太快，资产购买计划来不及发挥作用。而且，国会也不会在7000亿美元之外再多给我们一分钱，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利用手中的每一美元。而且我们知道，如果这些钱能以股本的方式注入银行体系，它们的作用会大得多，因为银行可以使用杠杆。简单地说：假设银行的杠杆率是10:1，那么投入700亿美元股本金的作用将等同于7000亿美元资产的释放。要想给银行注入尽可能多的资金，重拾市场对它们的信心并让它们重新开始放贷，股权投资就是最快捷的方式(保尔森，2010,第290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