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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地方债务问题仍然较为突出， 但根据 IMF的数据，中国政府债务（中央加地方）对GDP比为71.5%（2021年10月）。与中国相对比，日本国债对GDP比为262%、意大利151%、美国137%、西班牙118%、新加坡118%、加拿大113%、法国113%、欧元区95.6%、德国69.3%。考虑到中国的高储蓄率和良好国际收支状况，中国执行扩张性财政政策的空间显然大于大多数发达国家。我认为，2023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和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恐怕需要有较大的提高。中国没有必要过度拘泥于所谓“赤字率不能超过3%”的马斯特里赫特标准。只要能够确保经济增长，提高财政赤字和财政赤字对GDP的比，应该是利大于弊。

　　为了弥补财政赤字，2023年政府可能需要明显增加国债发行。国债发行的首选对象是一般公众，其次是金融机构。而中央银行则必须维持低利息率为国债发行创造良好环境。2022年12月12日财政部发行7500亿特别国债。财政部国库司表示：“为筹集财政资金，支持国民经济和社会事业发展，财政部决定发行2022年特别国债。”特别国债“在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面向境内有关银行定向发行，人民银行将面向有关银行开展公开市场操作。”对于财政部的这一操作，一般认为是“续作”，也有人认为是“QE”。对于这种争论可以置而不论，但这种操作的合理性是无可置疑的。如果没有更好的选择，在2023年重复类似操作可能是必要的。

　　由于需求疲软，货币政策的效用受到很大限制。但中国依然有实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空间。作为最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国金融机构平均存款准备金率约为7.8%。美国的准备金率自2020年3月就已经降到0%。中国的其他各种政策利息率如R007为2%左右、中期（1年期）MLF利息率为2.75%，也仍有下调的空间。中国过去数十年来的经验是，紧货币可以有效治理经济过热，但对于经济不振，货币政策的效力则往往因所谓“推弦作用”而受到制约。但CF40的一项研究发现（？张斌：降低政策利率可显著提高经济景气度），降低政策利率1个百分点可为居民部门每年减少本息支付7740亿元，存款和理财产品收益下降6552 亿元，净现金流增加1188 亿元；减少企业支付的利息成本12599亿元，存款利息收益下降3157亿元，净现金流增加9442亿元；为政府减少利息支付1597亿元，存款利息收益下降349亿元，净现金流增加1248亿元 ；政策利率降低1个百分点可拉动名义GDP增速1.2个百分点。可见，宽松的货币政策对实现稳增长目标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货币政策应该在帮助中小企业修复供应链，恢复正常营业，使之不因流动性短缺而倒闭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应该吸取“四万亿”时期的经验教训，不要采取非市场化的方式硬性规定信贷发放指标，强行要求商业银行增发信贷。

　　在讨论了执行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争取实现尽可能高的经济增速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之后，我想强调：在执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同时，政府必须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特别是加强对非公企业的产权保护和法治建设，继续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所制定的各项改革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讲，执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刺激经济增长，只是为改革和调整争取时间。如果拖延必要的改革和调整，坐失良机，等到通胀严重恶化，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运用空间就会丧失，经济就有可能面临滞胀的困境。

　　我相信，只要坚持改革和开放，不断完善中国的防疫政策，坚持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中国就必将能够克服目前的困难，实现“稳增长”的目标，从而确保 “两个百年”现代化目标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