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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地产投资的涨落，有其自身规律。政府在制定房地产政策时应该着眼于长远，要保持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不能朝令夕改，也不应把房地产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或抑制经济过热的宏观经济政策工具。

　　与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不同，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基础设施投资在很大程度是由政府主导的，事实上也只能如此。经济不景气时是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最佳时期。除提供公共产品外，基础设施投资可以对冲房地产投资下降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可以带动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还可以带动消费。例如，基础设施投资提高了农民工的收入，使他们能够和敢于消费。简言之，中国2023年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恐怕还是需要通过支持基础设施投资来带动。

　　对于基础设施的理解不能只局限于“铁公机”，甚至不是“新基建”和“旧基建”的问题。中国并不存在基础设施投资过度问题。三年的疫情已经充分暴露出中国在医疗、卫生和防疫领域的基础设施不足。如果按人均来计算，中国基础设施的缺口更是巨大。确实，基础设施投资中存在严重浪费现象，对于这类问题应该设计相应机制尽量事前杜绝，并事后追责。但这些是如何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而不是应不应该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的问题。

　　不少学者比较讳言投资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提高消费在GDP中的占比则成为一种“政治正确”。我以为，对消费和投资之间的取舍要有平衡的认识，要区分消费和投资对当期和未来经济增长的不同作用。人类从事经济活动，最终目标是消费，消费关系到国民的福祉。国民不能像在计划经济时代那样，把消费推迟到遥远的未来。消费和投资的选择同时也是现在多消费还是未来多消费的选择？这里涉及公众的时间偏好问题，也涉及地缘政治问题。消费只是在短期、在有效需求不足的情况下拉动经济增长。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主要是使经济能够在当期实现充分就业、充分利用生产能力。除非同增加人力资本有关，否则消费并不能提高经济增长潜力。

　　与消费不同，投资有双重的作用。投资不仅能在短期刺激需求，而且是未来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过去确实存在消费率过低、投资率过高的问题，把过高的投资率降下来是有必要的，但近几年投资增速下降过快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其对中国经济增长潜力的影响不言自明。2019年中国投资率为43%，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的投资率可能还是偏高。但判断中国投资率是否畸高需要十分谨慎。例如，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2021年中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固定资产投资比重为27.1%，明显高于其他国家。房地产开发投资同制造业投资、基础设施投资不同。一般而言，房地产开发投资并不生产资本品，不提高人均资本装备程度，不提高劳动生产率，不提高未来的人均GDP。因而，在比较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投资率时，应该充分考虑到这类因素。

　　扭转预期的根本出路是

　　让经济恢复至疫情前的增长态势

　　2、中国经济面临的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在2023年会否有所减弱？

　　余永定：2020年以来，中国经济形势的最主要特点是：由于疫情而受到供给和需求的双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下，正确的政策反应是，通过各种手段，修复因疫情遭到破坏的供应链，同时实行扩张性的宏观经济政策，使总需求恢复到原有水平。在疫情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宏观经济政策难以充分发挥作用，供应链难以完全修复。因而，产出难以进一步增加，经济增速难以进一步提高。在供给和需求的双重冲击下，经济增速必然下跌，但物价是上升还是下降，取决于两种冲击的相对强度。前一段时间的情况是，由于需求冲击强度更高，经济增速明显下降，但物价并未显著上升。在政府大幅优化防疫措施的情况下，如果一方面执行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另一方面根据疫情形势，通过各种政策手段修复供应链，中国就可以克服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的冲击，使经济恢复至疫情前的增长态势。

　　中央所说的“预期转弱”应该是指对中国经济增长前景（包括收入增长、就业前景）的预期转弱。预期转弱同需求和供给冲击（或“压力”）有互为因果的关系，但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预期转弱”可以分疫情前和疫情后两个阶段看: 疫情暴发前，中国GDP增速自2010年起逐季下跌，由2010第一季度的12.2%下跌到2019年第四季度的6%。一种观点是：中国的潜在经济增长速度低于6%，因而GDP增速还会进一步下跌。2019年出现是否应该“保6”的争论，这是“预期转弱”的具体表现。疫情的暴发，以及疫情对供应链的破坏和对需求的抑制，则使已经“转弱”的预期进一步“转弱”。而转弱的预期反过来又妨碍了供给和需求，特别是需求的恢复。我认为，让预期“转强”的根本出路是扭转经济增速持续下降的趋势，并最终使经济恢复到6%左右的增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