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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还存在另一类预期问题，这类预期同产权保护、法治建设等问题有关。这类预期虽然不属于宏观经济政策范围，但其重要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调整基建融资结构

　　3、您如何评估基建对2022年经济的拉动效用？2023年基建的发力空间有多大？基建对扩内需和稳增长将起到何种作用？

　　余永定：从2022年全年来看，基建投资同比增长至9.4%，确实对中国经济增长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这一增速同上年同期的低基数有关。2018年、2019年、2020年和2021年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速分别为3.8%、3.8%、0.9%和0.4%。传统上，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年增长速度大多维持在30%左右。基础设施投资增速过高固然不可取，但2018年以后中国基础设施投资增速的下降速度之快令人瞠目。（注：2018年中国统计部门对基础设施投资的统计数字做了“挤水分”的处理，但这对2018年以后增速统计的真实性应该不会产生什么影响）。2023年，面临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国内消费需求的不确定性，基础设施投资应该而且可以对GDP实现较高增速发挥关键作用。

　　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结构有一个最重要特点，即低收益（甚至无收益）、缺乏现金流（甚至无现金流）的具有极高公共产品性质的基础设施建设，过度依赖市场化的高成本资金。例如，2021年城投公司筹集的其他资金占了基础设施投资资金来源的55.7%，即利息率最高的资金在基础设施融资中所占的比重最高。2022年的情况恐怕也会大致如此。中国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结构使扩张性财政政策的财政和金融风险从中央转移到了地方，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经济，其财政及相关金融风险水平并未降低。相反，由于这种融资结构的复杂性、不透明性以及资金和管理成本的上升，中国扩张性财政政策带来的财政以及相关金融风险总体可能不但不会减少，反而会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高企，除地方政府本身的问题外，同这种融资结构恐怕不无关系。

　　基础设施投资的融资结构应做何种调整？我们团队的研究认为，第一，加大一般公共预算对基础投资的支持力度，改变中央一般公共预算占比过小的状况。第二，增加中央政府一般公共预算对地方政府的转移支付，可对基建投资提供贴息贷款。第三，放宽对专项债发行的限制（项目要严格审查，但融资条件要放宽），减少繁文缛节，提高专项债使用效率。第四，适度放宽银行和其他投资者对购买城投债的限制，给予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更大的自主权。第五，通过金融创新，为基础设施融资开辟新渠道。第六，进一步放宽货币政策，降低基建投资相关的融资成本，以支持扩张性的财政政策。

　　对于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应该看到，虽然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较高，但中国总的政府债务占GDP比重，要比美国、日本小很多。中国是一个高储蓄国家，是可以解决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底线是：地方政府债务的处理不能打乱实体经济的正常运转。

　　房地产市场风险最严重时刻

　　可能已经过去

　　4、您如何展望2023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前景及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房地产市场纾困政策应该在哪些层面发力？

　　余永定：根据统计局数据，2022年12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2.5%，涨幅与上月相同；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降1.1%，降幅比上月收窄0.1个百分点；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下降3.9%和4.8%，降幅均与上月相同。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上涨说明，房地产市场风险最严重的时刻可能已经过去。

　　但2022年全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同比下降10.0%；其中，住宅投资下降9.5%，同此前各月累计增速相比，降速进一步提高。商品房销售面积和商品房销售额继续双位数大幅度下降，并未出现趋缓的明显迹象。此外，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同比下降25.9%。其中，国内贷款下降25.4%；个人按揭贷款下降26.5%；定金及预收款下降33.3%。从以上数字来看，2023年我国房地产市场增长前景依然不容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