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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永定：中国长期以来是“双顺差”。但2015年以后金融和资本项目往往是逆差。汇率贬值的压力主要来自金融和资本项目逆差以及误差遗漏项目下的资金流出。

　　资本外流的主要原因有三类。第一类，国内的经济金融形势恶化，导致预期变坏。例如2015年是中国经济表现不好的一年，股市暴跌，经济增速达到二十五年来的最低点。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预期十分强烈，资本外流也变得十分严重。第二类，非经济因素。比如2018-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的热度对汇率有明显影响。第三类，套利和套汇等短期活动。2022年下半年开始的这轮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主要原因是美联储升息、中美利差扩大。

　　2020年以来，人民币贬值压力主要同新冠疫情形势的变化、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和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相关。2022年二季度之后，人民币贬值主要同美联储的升息、中美利差缩小有关。

　　除了中国国内特定因素，国外的具有普遍性的因素对人民币汇率的影响同样重要。国外普遍因素可以用美元指数的升降来表示。根据历史经验，人民币贬值和美元指数的变化存在某种镜像关系——基本上是逆向而行的。当我们在分析和判断人民币汇率如何变动时，必须同时看美元指数的走势。从某种意义上来讲，2015年到2016年我们花费大量的外汇储备，抑制人民币贬值并不是非常有意义的。2017年美元指数开始大幅走弱，世界上的几乎所有货币都在对美元升值。我相信，如果当时我们不干预，让人民币贬值，到2016年底人民币也是会止跌回升的。

　　我们应该学会适应人民币汇率的波动，不必因为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接近某个阈值而过度紧张。

　　2022年人民银行的汇率政策可以概括为“善意的忽视”。在这轮贬值过程中，人民银行似乎并没有直接干预外汇市场。这种“善意的忽视”政策是成功的。当然，“善意的忽视”并不意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对汇率波动进行干预。汇率变动本身是一种自我平衡机制，只有在少数情况下中央银行才应该入市干预。

　　考虑到美联储的政策方向和中国国内的经济前景，这轮人民币贬值可能已经基本结束。因为受到很多限制（衰退、滞胀等），美联储2023年虽然可能会继续加息，但加息的频率和力度将会进一步降低、减弱。与此同时，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预期将会有较大改善，即便以后人民币可能又会出现贬值，但目前来看，从2022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一轮贬值可能已经结束。

　　执行以财政为主的扩张性宏观政策

　　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7、面对内需疲弱的态势，您认为当前扩大国内需求的有效手段有哪些？执行扩张性的财政、货币政策的空间有多大？

　　余永定：面对内需疲软的态势，需要有综合的举措。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看，主要政策手段是扩张性财政政策。2023年对财政来说可能是相当具有挑战性的一年。

　　2022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赤字为3.37万亿元，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3.65万亿元。应该说，年初的预算安排是合理的，但疫情打乱了财政计划的执行。一方面，由于经济增速下降导致税收减少；房地产市场深度下行，土地出让收入和税收锐减；叠加增值税留抵退税、出口退税等减税措施，财政收入锐减。另一方面，由于防疫财政支出增加，地方政府债务还本付息负担沉重，支出增加。我们团队粗略估计，2022年中国的财政收支缺口大概率会超过年初预算安排。有人估计综合收支缺口大约为2万多亿，另一些人的估计是3万多亿元。

　　解决缺口，不外乎三条路，一是减少支出、增加收入；二是调拨资金；三是增发国债。显然，无论如何处理，难度都是很大的。以往在做当年预算时，会把上年的调节稳定基金或其他预算项目通过横向调拨进入当年的预算，并据此计算预算缺口，以确定新增国债、专项债和特别国债的发放数额。可以猜想，在2023年，能够跨账户横向调拨资金的余地可能不大了。为了实现5.5%以上的经济增速，如何安排2023年财政预算将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问题。与其拆东墙补西墙，不如直接增加一般公共预算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