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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发达经济体长期面临的最大挑战可能集中于以下方面，即工人收入增长缓慢，人们认为社会流动性下降，另外，在一些国家，针对结构性经济变化采取的政策回应不充分。发达经济体的长期增长呈下降趋势。不仅如此，在许多国家，更微薄的收益主要流向相对富裕的人们。例如，在美国，2016年的实际家庭中位收入与1999年水平大体相同。显然，这一趋势在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之前就已经出现了。但危机本身，加上部分政策回应措施，导致公众情绪进一步恶化。这种不满情绪进而促使形成了当前的贸易政策紧张状态，以及对中间派政策和领导人（传统上认为全球合作是应对共同挑战的正确对策）持更广泛怀疑。

政策制定者必须以长期视角解决这一问题。实施具有包容性的财政政策，对教育进行投资，以及确保人们能够获得充分的医疗服务，这些措施能够降低不平等，而且是重要的优先任务。另外，还应建立更稳固的社会保障体系，帮助工人在面对各种结构性冲击时进行调整，其中包括来自全球化、技术变革或（在一些国家）气候变化的冲击。尤其重要的是采取有关政策，促进劳动力参与率，加强妇女和年轻人的经济包容程度。结构性改革重点因不同因家而异，但普遍而言，解决结构性问题有助于提高中期产出和增长。不过，必须适当关注那些已经处于不利境地、可能受到进一步不利影响的人群。正如若干研究所示，为研发活动和基础应用科学研究提供支持能够提高增长率。这些政策重点也适用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

多数国家还需要积累财政缓冲，目的是在下一次经济衰退来临时为政策应对提供空间，并降低偿还高额公共债务的长期税收成本。一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必须实施财政改革，以确保公共财政的可持续性，并改善市场情绪。危机以来，在全球和国家层面采取的行动促进了金融稳定，但若干领域的工作仍未完成，例如，保障非银行金融部门的安全，以及对丧失清偿力的金融机构特别是具有系统重要性的国际银行进行处置，在这方面迫切需要采取合作性全球框架。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一些金融监管措施可以简化，但全面退出这些措施有可能导致未来不稳定。即使是零星的放松管制也必须采取谨慎态度，因为一系列的小幅行动可能最终削弱整个体系，使其处于脆弱状态。的确，由于通胀低于目标水平的国家需要继续实施宽松的货币政策，其他国家需要谨慎调整货币政策态势，因此，必须保证具备有效的宏观和微观审慎政策手段。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量不断增大，这意味着发达经济体从自身对多边合作的支持中获得的全球收益在减少。它们认为，相较其自身获得的好处，目前转到其他国家的好处比过去更多。这种变化可能使一些国家试图回到想象中的自给自足状态。但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性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通过贸易、金融、知识传播、移民和环境影响等渠道——因此，在共同关注的领域开展合作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包括对发达经济体而言。

多边主义必须不断演进，从而使每个国家认为多边主义符合其自身利益，即使是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中。但这需要各国为国际合作方法提供国内政治支持。确保经济增长好处得到广泛分享的包容性政策不仅从其本身来说是可取的，而且有助于使人们相信国际合作符合其利益。我感到自豪的是，在我任职期间，基金组织日益倡导实施这些政策，并支持采取多边对策来应对全球挑战。没有更加包容的政策，多边主义难以维继。没有多边主义，世界将变得更贫穷、更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