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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前，有美軍專家提出數據中心戰理論。事實上，美軍在極力強調GIG基礎網絡的彈性和可信性的同時，大規模削減分散於全球的數據中心，大力推進網絡雲計算、移動戰略項目。目的是在“形成靈活、智能、自適應的物理網絡的基礎上，將網絡空間建設的關注點調整到‘改造網絡化服務模式’”上來，直接以企業化作戰應用服務支撐作戰過程，實現從“提供物理網絡接入服務”到“提供虛擬網絡應用服務”的轉型。這是從“網絡中心戰”向“數據中心戰”軍事作戰理論轉型的基礎和實質性目標。

在可預期的未來，隨著web3.0技術的發展與成熟，美軍作戰過程控制自動化程度將大幅提高，指揮官將能夠把大腦中的主觀意圖聚焦到核心的作戰目標，相關知識將變成作戰的中心。美軍在《美軍聯合作戰頂層概念：聯合部隊2020》中著重提出“任務式指揮”概念，該概念客觀上就是要求實現“知識中心戰”。對於“知識中心戰”的到來，我們將拭目以待。

七、結論：美軍網絡力量已經超越理論思索與探索實踐階段，正在步入高速發展新階段

美軍網絡力量產生於對信息技術的創新性軍事應用，發展於軍事作戰“倍增器”的現實驅動，獨立於“網絡作戰”概念的確立。但放眼未來40年，美軍網絡力量發展尚處於早期，它一直並將持續扮演關鍵的軍事力量集成的角色：從陸、海，到空、天，再到電磁、網絡，是一種作戰空間集成﹔從美陸軍數字化師到FCS裝備體系再到模塊化部隊是一種裝備與裝備編組集成﹔從空天一體、ISR作戰、C2集成，再到“任務集成”是一種作戰行動集成。而隱含於這些“集成”表象中的應該就是以《DoD AF:國防部體系框架》為技術標准、以《DoD BEA：國防部業務構架》為管理框架、以網絡空間企業化為指揮控制發展方向的戰爭工程方法論。

按照這種軍事理念的推動，美軍作戰形態從“網絡中心戰”到“數據中心戰”再到“知識中心戰”演化﹔指揮模式從“任務式指揮”到“指揮控制”再到“任務式指揮”交替躍升﹔軍事力量的建設與運用從“聯合作戰”到“一體化聯合作戰”再到“全球集成作戰”不斷發展。總體上說，美軍網絡力量已經超越早期的理論思索與探索實踐階段，正在步入高速發展新階段。

（來源：中國信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