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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列宁格勒围困之后，不少的日记都被视作战争的见证与纪念的史料而被珍藏。这些日记的笔者，几乎全部都是女性。她们用自己的意志，记录下了这个城市最绝望的时期的一段段不为人知的历史。当男性都走上前线，以身作盾之时，女性则以自己的方式，展现出了强大的意志与生命力。

　　坚守在列宁格勒的文人们，也在这个时期创作出了数量空前的作品，通过广播、杂质、报纸等各种途径在城市中传播，给这座几度奄奄一息的城市不断地输送着精神补给，感动和鼓舞了无数的列宁格勒军民。列宁格勒的这些积极的文人，同样是以女性为主，其中，年轻的女诗人奥尔加·别尔戈丽茨最为突出，她成为了列宁格勒广播电台最受欢迎的作家，即便一度被强行转移到没有战火的莫斯科，她最后仍毅然决然地原路返回了列宁格勒，与列宁格勒同甘共苦直到最后，被人们誉为“列宁格勒的缪斯”、“围困之声”。在一次俄罗斯乐迷对 Enomys 的采访中，乐迷指出《The Diarist》的歌词似乎有受到别尔戈丽茨的作品的启发和影响。虽然没有参与作词的 Enomys 对此表示不太清楚，但笔者在考据中发现，《The Diarist》的确与别尔戈丽茨存在直接联系——有一句歌词就是引用的别尔戈丽茨的文字的英语译文。

　　然而，在战争时期，国家认为人民需要的是勇敢无畏，需要攻无不克、光芒万丈的英雄来引导人民战胜敌人，传播恐惧、颓丧之类的消极之情是绝对不被允许的。列宁格勒悲惨得刺骨的真相，便被视作了“违背苏联军民英雄形象”的“不光彩”的历史。

　　于是，列宁格勒的种种消息，在苏联遭到了封锁。而围困时期诞生的列宁格勒文学，也处处受到打压和排挤。很长一段时间内，与列宁格勒挂钩的作品，审查机关要么将之直接封杀，要么将之修改得面目全非。即便是列宁格勒当地的广播电台，也时不时收到警告和禁令。奥尔加·别尔戈丽茨也被贴上了“怨妇”的标签，即使她能在列宁格勒得到拥戴，却无法将自己为列宁格勒创作的文字公之于天下。而列宁格勒保卫战的指挥者、围困期间亲身为民奉献的阿列克谢·亚历山大罗维奇·库兹涅佐夫，以及 П.C.波普科夫等在围困期间深受爱戴的正直官员，甚至在战后不久，都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

　　“他们大肆宣扬我们的英勇，却将真相对人民隐瞒。我们被隔离了……”奥尔加·别尔戈丽茨在日记中写道。在这场围困中，从列宁格勒滋生出的苦难与光辉，终究只能属于列宁格勒自己。列宁格勒能被授予英雄城市的称号，别尔戈丽茨也能获得斯大林奖金，而让这些荣誉成真的历史真相却必须被掩埋。围困时代的缪斯，能在巨大的困难之中拼命书写，却在战争结束后开始酗酒，文字也开始充满颓废与毁灭，直到去世。

　　在动荡的年代结束后，人们方才开始重新审视那段残酷得难以回首的围困历史。然而，史料已经残缺不全，难以寻觅。

　　关于塔林的记忆，人们更多想起的是反攻中那场英勇的解放，而在战争打响之时的那场无比惨烈的大撤退中的损失，却被掩埋多年，至今仍不被太多人知晓。曾经深入人心的普尔科沃子午线，已被废除已久。卢加防线遗址上，灰尘仆仆，人迹稀少。浩瀚而冰冷的拉多加湖下，义士们的尸体和卡车的残骸永沉其中。街头的广播扬声器被拆除，承载着最纯真与最惨痛的记忆的雪橇也不再被经常使用。城市被修复，而名字已经改回了原来的圣彼得堡，围困的种种真相，已被永远地掩埋在了时光的流沙之中，连想象都做不到。

　　《The Diarist》中的日记笔者坚毅地挺过了整个围困，最后却死在了苏军士兵的枪下。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如今看来，似乎又多了几重象征和隐喻的意义。

　　但是，历史能够传扬，是因为其拥有无可取代的存在意义。一切的苦难也是如此。无论苦难的深浅，最重要的是，苦难到底给予了人什么，展现出了什么。是苦难让人了解到，一个人，一个民族的精神真正的本质所在。

　　战争开始后到围困结束的 900 多天里，列宁格勒所经历的苦难没有人能想象。而 DARK LUNACY 在这般苦难之中，不仅为列宁格勒人民所历经的非人的折磨所痛心，也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在浩劫面前展现出的超凡的刚强意志而震撼。而这样的意志，至今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