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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父母用新媒體代替自己陪伴孩子時，實際付出的代價很可能是巨大的。”陳青文在研究報告中指出，“隨著年齡增長，他們更有可能依賴新媒體，這時即使父母想要陪伴他們，他們也可能持續沉浸在與機器的交流之中難以自拔。當機器取代人類陪伴兒童之后，即使人回來了，兒童與機器的關系已經牢不可破了。”

　　陳青文結合專家意見與個人經驗，給家長們提供了一些建議。“如果你想要管控未成年子女使用新媒體，盡量不要讓他們擁有自己的設備，隻借給他用，也就是說給孩子使用權，而家長保有管控權，至於管控與隱私之間的拿捏，就需要智慧了”。

　　她還表示，雖然目前的學術研究對何時開始管控孩子使用新媒體沒有定論，但她覺得，下定決心要管控孩子的父母要盡早採取行動。“很早就讓他知道家長要管，會比突然要管好得多”。

　　為什麼別人家孩子可以玩電腦，而我不行？

　　在這場“設備爭奪戰”中，“孩子哭家長吼”是常見的場景。研究團隊發現，多數孩子的招數是哭鬧和“賴”，能玩多久就玩多久，直到家長把設備收走。

　　有意思的是，在“家長對孩子使用新媒體是否擔憂”這個問題上，家長的態度呈現兩極化：有17位表示擔憂，13位表示不擔憂，要麼非常支持，要麼非常反對。

　　訪談中，有的家長認為“這是趨勢”“這個東西早晚要接受”，因而完全不擔憂。一位媽媽表示：“誰家都有，反正就是不能落后嘛﹔她不懂的話就感覺是跟在人家后面，跟不上一樣。”

　　而持相反意見的家長態度也很明確，他們的擔憂主要體現在三點：一是怕孩子沉迷﹔二是擔心對視力的危害﹔三是擔心暴力等不當內容造成負面影響。

　　陳青文認為，這樣“兩個極端”的態度使得家長管教孩子的工作陷入困境。“為什麼他可以我不行，這是小孩的常問句。例如孩子會說，同學回家都可以用電腦為什麼我不行？”

　　另一個原因是中國家庭教育風格的變化。“‘權威教養’已經不容易行得通，過去父母可以回答不行就是不行，但現在很可能換來一頓哭鬧並持續要求，畢竟小孩的精力比我們好太多了”。

　　研究團隊還發現，和電視時代一樣，家長介入子女使用新媒體的方式以“限制”為主，且時間限制多於內容限制。

　　訪談中的多數家長僅知道孩子在玩游戲或看視頻，卻不知道孩子具體玩什麼游戲或看什麼視頻。有學術研究認為，限制型的指導策略不但不能有效協助解決兒童上網可能遇見的問題，還容易造成親子關系的質量下降或是沖突頻生。

　　對於孩子的不受管教，無論是哭鬧、發脾氣或是耍賴，受訪的家長表示：“讓她哭”“不理她”或是“吼他”，也有家長會耐心講道理，但孩子不聽還是會進入吼罵的輪回。

　　一名9歲男孩的媽媽說，通常會先講道理，不聽就罵他，罵了沒用隻好加大音量吼他，再不行就隻好處罰了，例如幾天不准使用新媒體或者增加作業數量。多數家長對於孩子的吵鬧都能做到堅持不給他們繼續使用，但是孩子的哭鬧或發脾氣等反應還是會持續。

　　學術研究証明父母的正面介入更有效

　　“我們只是在上海做了小范圍的訪談。”陳青文表示，“要想給出科學的建議，還需要在全國不同城市、農村做廣泛、長期調查研究。”

　　但在此之前，一些國家比我國更早遭遇這些問題，他們的學術研究或許可以提供參考。

　　陳青文介紹，上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就盛行家長介入子女媒介使用的研究﹔1990年后，美國政府在家庭政策中強調父母角色，相關研究更加受到關注。研究指出，父母一直以來主要採取的兩種介入方式主要是“制定規則”和“限制”﹔而父母的實際行為可分為親子討論等傾向正面的介入方式和禁止或限制使用等傾向負向的介入方式，還有父母採取親子間共同收視的模式。

　　在另一篇2007年英國學者關於未成年人使用新媒體的論文中，作者將父母對孩子使用新媒體的介入策略分成四類。除了共同使用與限制使用，父母還會採用“科技限制”，即利用科技軟件或設定限制子女，使其無法使用未經同意的數字媒體內容﹔以及用不同方式監看子女使用網站、信件、游戲等。他們的結論是：當父母採取積極主動如共用或討論的方法介入子女使用新媒體時，可以有效降低子女在新媒體使用上的負面影響。

　　國內關於媒介的研究同樣認為，家長的介入可以帶來積極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