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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新聞愛好者》

【摘要】智能媒體的進化將圍繞大數據與AI技術進行，猶如猿人第一次人工制造出火種，將使媒體行業產生巨大變化。這種富智能化的傳播方式為生活世界帶來福利的同時，也衍生出智能媒體時代嚴重的網絡安全隱患：網絡成為公眾戾氣釋放地﹔個人隱私因技術進步受到威脅﹔網絡入侵不止局限於虛擬世界中。為維護智能媒體時代網絡的安全，需主流媒體與政府部門協同合作，轉變對多樣化信息的處理方式、提升公眾參與的正向積極性、培育公眾的媒介素養與建設AI的倫理道德，以規范公眾的參與行為並防范技術進步被不合理利用，使之真正成為推動社會發展的力量。

【關鍵詞】智能媒體﹔網絡安全﹔主流價值引導﹔公眾正向參與AI倫理道德

隨著公眾使用的可穿戴智能設備的增多，手機的功能進一步提升，這些設備不僅能向公眾傳輸大量的信息，也在收集個體生命特征，如體脂含量、心率等﹔更收集了大量人格與心理方面的信息，如喜愛的圖書類型，在某類特定圖片停留的時間等﹔甚至消費能力、行為模式在諸多智能算法下都有跡可循，個人的征信情況也能依靠這些數據來評判。那麼，在智能媒體時代公眾參與下的社會生活軌跡數據是如何得以可見化的，是否將帶來極大的安全隱患，政府、媒體與公眾又將如何面對呢？

一、智能媒體下的技術與應用形態

首先，智能媒體技術讓信息變得無界。經過幾輩人不懈的努力，計算機算法的優化與處理器的性能得到了極大的提升，VR（Virtual Reality，即虛擬現實，簡稱VR）設備與AR（Augmented Reality，直譯過來就是擴充現實）設備大行其道[1]，無縫化成為智媒的發展方向，媒體與其他設備的界限日漸模糊，一切生活中的設備都將具備雙向信息傳輸的能力。比如，在汽車之家網站的車輛測評區的VR與AR的應用程序中，車輛介紹頁圖片板塊增加了內飾全景照片，使用VR眼鏡設備能夠觀察到汽車內部的每一處細節﹔在車輛測評視頻中，汽車之家網站也開始嘗試加入全景視頻，雖然只是初步的功能，但這種完全沉浸式的體驗效果絕佳，以往公眾隻能選擇觀看編輯或編導想要傳遞的特定內容，但在智能媒體進一步發展的信息傳輸模式下，公眾對於信息的選擇更加自由。虛擬與現實世界在此已實現初步的融合，實時和真實世界產生互動，萬物皆能夠聯結，所有物體都將成為一件攜帶信息的商品，每個節點上的元素與元素之間都能發生互動，其互動行為與場景都能被精准識別，並且可以任意進入其他的場景。[2]

其次，智能媒體圍繞大數據與AI（Artificial Intelligence人工智能）技術得以構建。智能媒體重新將公眾的接受與傳遞信息的過程締造成更加具備效率的模式。未來智能媒體的發展將基於數據的驅動，搜集過程中進行主動嗅探與篩選，再使用結構模型轉化為公眾熟悉的新聞，同時這一過程還將把這些新聞信息變得可視化、交互化。在AI疾速發展的今天，人工智能已能對繁復信息進行處理。如騰訊安全實驗室發布的《2017年上半年互聯網安全報告》，是AI通過對騰訊的病毒防護軟件數據進行分析，獨立完成報告數據整理並寫作的。智能媒體海量信息大數據的分析能力，即為其競爭力的源頭。通過分析數據，智能媒體生產信息、分享信息、轉化信息的能力都與以往不同。未來的智能媒體應會在現有基礎上更進一步，在相對應的場景能夠預判，提前准備滿足用戶未來需求的信息。通過智能媒體關聯設備，提供沉浸式信息。智能媒體將會是以往所有媒體形式融合人工智能技術，同時輔助以最新的技術設備和大數據分析，形成的內容無盡且信息不存在限制的媒體，人作為用戶本身成為傳媒鏈條中的原子節點。當浴室鏡面、臥室的牆面，甚至家具都能隨時隨地的全息投影傳遞信息時，也許媒體也會消失，未來隻有信息本身、用戶、接觸點和包含所有信息的大數據池。

二、智能媒體時代基於公眾參與的網絡特征

智媒時代公眾參與的程度空前深入。得益於智能媒體傳播方式的精准化與透明化，這樣的特質對公眾參與有著極大的鼓勵，公眾對信息的獲取熱情遠超以往。而在智能媒體時代，網絡環境中的信息豐富程度實際上是過載的，這給予了公眾更多的選擇權利，同時智能媒體能夠做到客制化傳播，多面信息最終匯集到一點，精准的傳播方式令公眾感到舒適。智能媒體時代的信息已高度透明，僅伴隨著極微小的延時，強大的實時互動令公眾難以產生隔離感，時下火熱的全民“直播”正是這一現象的反映。智能媒體時代的銷售模式也更為靈活，可以說公眾本身就是自己的商業信息投放的“公關專員”，現今的網絡廣告投放既有傳統的二次銷售，也混合了“付費+共享”模式。智能媒體可以分析公眾個體需求，為其指定單人廣告，公眾也可利用智能媒體的渠道，分享自己的知識與信息來獲利。知乎網推出的付費問答，用戶願意支付幾百元獲取某特定問題的答案，其他跟帖用戶在查看熱門問題時則隻需支付數元，熱門問題有幾千人付費查看，公眾對此熱情高漲。在經歷了近20年“共享”互聯網哲學熏陶下的中國網民，對這樣的知識付費模式並不排斥，且能夠良好運轉，說明智能媒體在加強公眾參與程度的同時，也因這一特性在潛移默化中推動了公眾的道德觀向更高的正向層次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