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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服务被动性原则与疫情防控主动性要求相冲突。作为社会心理服务的基础性工作，开展心理疏导和干预的前提和关键是求助者希望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意。心理咨询须遵循“不求不助”的被动服务原则，否则收效甚微，甚至会起反作用。即使针对突发危机事件后的心理援助，也是在社会道义基础上有限的主动，专业工作者需要服从应急救援组织的统一安排，不能擅自行动。尽管疫情防控下基层的社会心理服务需求快速攀升，但自上而下的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未能很好地结合基层社会的实际与需求，服务站点的专业力量缺乏参与治理的意识，仅从专业心理服务出发，受制于被动服务原则，并不能主动提供心理疏导和干预服务。同时，承接政府购买服务的专业社会组织受行政化取向影响，偏重于以完成项目要评估的业绩指标来结束项目运行，最终偏离了社会心理服务“主动预防、减轻疫情造成的心理伤害与社会影响，促进社会稳定”的治理功能。

专业社会组织的逐利性与疫情治理的公共性相冲突。专业社会组织作为社会心理服务专业机构，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等形式，为大众提供专业化、规范化的服务。专业社会组织是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力量，协同基层政府承建和运营社会心理服务中心。但专业社会组织具有逐利性特征。社会组织可以通过经营方式获取合理利润。但在目前募集社会资源能力较弱、政府购买是获取资金的主要途径的情况下，生存和逐利成为一些社会心理服务组织的自然选择。一些社会心理服务组织仅在形式上完成团体辅导、对基层社工的心理测评等工作，对助力社区增强疫情防控的凝聚力、帮助社区转化疫情防控压力等需要社会心理服务助力基层治理的工作重视不够，在现实中也未很好开展。

依赖硬性行政手段与柔性治理需求相冲突。疫情防控中，在政治任务的压力传导下，基层管控容易偏向严格、严厉，而体现人文关怀和柔性治理的社会心理服务容易被忽视。一方面，基层治理主体对社会心理服务及其“从心而治”的功能定位了解有限，同时习惯于事后处理的行政惯性方式使其缺乏对事前预警的重视，其要么把社会心理服务看作是心理健康服务，要么抱有侥幸心理，认为心理工作无用。另一方面，基层习惯于听命于行政指令，为应对下沉到基层、头绪繁多的防疫事务，身兼信息员、排查员、联络员、应急员等多项职责，本身就已相当疲惫且力不从心。疫情防控中，一些地方出现的“一刀切”式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仍依赖于硬性行政手段的沟通问题模式，不仅会加重原有矛盾，也将伤害基层治理的信任基础，甚至可能造成社会冲突，增加疫情防控的难度。

疫情防控下社会心理服务嵌入基层治理的路径

一是组织嵌入：党建引领社会心理服务。发挥党建对社会心理服务工作的引领作用，实现组织嵌入是将社会心理服务与基层治理联结的前提。党建引领社会心理服务应从组织结构上实现专业社会组织与基层党组织的互嵌。一方面，依托基层服务站点，将专业社会组织纳入街镇或社区党建的联系组织，强化其与基层党组织的联系和协作，以促进社会心理服务与基层治理、抗疫需求形成常态化联动。这也将增加专业社会组织对基层社会的熟悉度和影响力，提升基层社会对社会心理服务的认可和接纳度。另一方面，可采取街镇或社区党组织负责人兼任服务站点名誉站长，而专业社会组织负责人兼任基层社区名誉负责人的互嵌方式。通过组织嵌入，将纠正基层治理主体忽视社会心理功能、由专业机构一包到底的思维方式，逐步提升其运用心理学技术与方法开展治理的能力。对于专业社会组织而言，这种组织上的互嵌使其可以借助治理的行政力量深入基层社会，有助于与服务对象建立信任，也能逐步强化专业社会组织参与治理的意识与能力。

二是人员嵌入：心理社工岗位链接与整合资源。社会心理服务涉及从心理问题的预防到对已发生心理问题的干预再到社会心态的引导，服务对象从全部基层群众到部分处于心理亚健康状态的人群再到老人、妇女、残疾人等重点人群和社区矫正人员等特殊人群。心理社工，作为具备初级社会心理服务知识和能力的社会工作者，可以把基层的心理服务与社会工作链接起来，实现社会心理服务工作者在基层治理中的嵌入。设立心理社工岗位，一要突出社会心理服务在基层治理中的治理角色。心理社工不需要具备很强的专业咨询与干预能力，而是负责基层社会中心理健康知识的普及、社会心理问题的筛查、预警以及运用心理学方法处理与基层治理内容相关的问题。二要结合基层社会心理服务的实际需求，及时链接专业力量，实现专业资源利用的最大化。三要整合与统筹残联、老龄办等各部门单位分配到基层的社会心理服务资源，形成服务的合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