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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回忆，当晚市里召开干部大会。市领导传达精神，话越说越快，声调越说越高。台下很安静，只有大家记笔记的沙沙声，脸上是共同的、终于可以放开手脚的笑意。

会议晚上9时结束，每只茶杯都还满满当当，没人顾得上喝水。散场的脚步，不是奔着家，而是向着各自单位。

整理材料、梳理政策、讨论方案。第二天清早，一双双带着红血丝的眼睛汇聚在市委大院。有人把不准，来问意见；有人行动快，已坐着公务车奔向杭州。他们要赶在上班前到达，与主管部门对接具体事项。

改革直面问题，推进自不容易。比如，管理权限下放了，行政事业收费权放不放？金华市级财政缺口，怎么补？

“光省领导主持的推进会，就有3次。”据义乌市委办梳理的资料，2007年3月，历经3个多月协调对接，省政府办公厅正式发文，向义乌下放首批472项经济社会管理权限。

“换上大衣服”的义乌，办事效率、投资环境明显提升，也为其后十几年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一个直观数据：2007年和2008年，义乌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幅12%以上。

一个鲜明案例：2009年7月，原金华海关义乌办事处，正式升格为杭州海关隶属义乌海关。开关当年，小商品年出口集装箱量突破50万个标箱。

义乌海关排队等待出关的车辆。共享联盟·义乌 吴峰宇 摄

（三）再闯关

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后的义乌，延续“莫名其妙”“无中生有”“点石成金”的发展，各项事业迈上新的台阶。但内贸转外贸初期留下的隐患，也成为压在义乌人心头的一块大石。

一般外贸出口，一个集装箱装一种商品。但小商品种类多、每批次数量少，为减少检验费、通关费，商户常把几十种货物“拼”到一个箱子。由此，造成关、检、汇、税等相应监管难题。

“杭州和金华海关采用旅游购物监管方式，允许小商品‘拼装’通关，但义乌出口规模越来越大，进一步推进外贸方式创新迫在眉睫。”义乌市委改革办主任徐剑说，监管“盲区”引发市场无序，出口商品质量参差不齐，甚至被打上“低端”标签，国际纠纷不时发生。

义乌，又到了不能不改的时候。

2009年，义乌成立专门工作组，对内出台倒逼机制，对外争取改革政策。时任义乌市委市政府政研室主任施文臻，就是成员之一。

工作组首次去北京，就碰到了难题。国家部委领导客气地接待了义乌访客，对缩减海关查验商品目录的改革诉求，却表示为难：“一是没有先例，二是全国其他地方无法平衡。”

部门拜访过、省里帮忙争取过、全国人大代表提过议案……这条改革之路，始终难以走通。

不承想，2010年，国务院研究室上报的《关于在义乌进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的调查与建议》，引起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重视。

他作出重要批示，要求对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作深入思考、适时推进。次年3月，国务院正式批复，开展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

柳暗花明！义乌，由此成为全国首个由国务院批准的县级市国贸改革试点。

“就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创新一项，我们白天进市场、访企业，晚上理思路、写报告，数易其稿，累计写了10万字。”施文臻说，市委、市政府最终上报省里的千字方案，凝聚了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关心关怀，也体现了“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业敢干、群众敢首创”的改革精神。

到目前，义乌已出台200余项贸易和金融便利化举措，形成700余项创新案例。其中，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改革，已在全国30多个城市复制推广。

义乌城市风貌。义乌市委宣传部供图

其实，越深入义乌，我们越能深切感受到，首创精神已经深深融入这片土地。从走南闯北的“敲糖帮”，到勇敢摆摊的冯爱倩们，还有“改革先锋”谢高华，他们的接力棒，传给了一代代干部群众。

“没有那场转型电商大讨论，就不会有义乌市场的持续繁荣。”2006年就到商城集团担任党委书记、总裁的吴波成没想到，顺风顺水干了六七年，竟会遇上前所未见的“风浪”。

彼时，网络消费方兴未艾，主打线下展示、客商采购的义乌国际商贸城，渐失魅力。

到市场转了几圈，所有人心里一惊：商铺空置率高达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