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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燕红：第一，有助于更加科学地调控货币供应量。CBDC 可以作用于总量指标和利率指标，加强货币中介目标的可测性，通过事前和事中的调控增加可控性。央行一般通过公开市场操作和再贴现业务向市场投放或回收流动性，通过适时调整再贴现总量及利率，明确再贴现票据选择，以达到吞吐基础货币和实施金融宏观调控的目的，同时发挥调整信贷结构的功能。由于央行数字货币具有可追溯的特性，央行再贴现贷款可以使用一定比例的央行数字货币进行发放，既可以保证国家政策资金的精准投放，避免资金发放多级流转过程中的腐败问题，防止“跑冒滴漏”，也有助于对洗钱等非法金融活动，以及恐怖主义融资等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有效规制。

第二，有助于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传统纸币发行和流通体制下，中央银行难以对货币的去向和用途进行准确跟踪和掌握，也很难对基础货币的运行情况进行有效监测，进而影响了货币政策执行和政策调整的有效性、精确性。CBDC的发行和应用，可能会使得央行对货币供应量、货币流通速度、货币乘数，以及货币时空分布等指标的测算更加精准;可以更加灵活地运用政策工具追踪资金流向，全覆盖地进行金融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从而提升货币政策制定的审慎性、有效性和科学性。

第三，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CBDC可以通过三个阶段/路径影响利率政策传导，并进而影响实体经济。一是政策工具的设定，即二级市场上 CBDC 的利率或数量; 二是法定数字货币的价格和利率变化对经济中其他资产的利率和价格的传递; 三是金融市场波动对实体经济的传递。这一阶段本身可细分为一系列传导渠道，包括实际利率渠道、银行贷款渠道和预期/信号渠道等。CBDC 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经济稳定状态结构的变化，比如均衡利率或稳定状态信贷息差的变化，进而使得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对货币政策的变化更加敏感，使利率期限结构更平滑，利率传导机制更顺畅。

第四，有利于为未来可能实施的负利率政策创造条件。CBDC 的发行将对各国央行的利率政策调控带来新的机遇。负利率是中央银行实施货币政策的新工具，目前，全球范围内已经有瑞典、丹麦、日本、瑞士和欧元区五家央行实施了负利率政策，这些国家和地区的负利率政策只针对商业银行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以达到刺激银行发放信贷、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提高经济通胀水平，以及减轻本币升值压力等目的。CBDC 的发行与应用，可为负利率的实施创造一定的外部条件：首先，随着数字货币在更多场景的应用，居民的资金将更多地以 CBDC 的形式存在，一旦开始实施负利率政策，居民将无法通过持有现金的方式规避负利率的影响，因此不会影响货币的信用创造过程；其次，CBDC 作为一种电子化的金融资产，对其交易数据进行统计更加简便易得，可以通过底层数据系统快速、全面甚至实时跟踪、观察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监管部门可以根据市场的实际表现适时调整政策，达到精准施策的目的；同时，由于现金逐步减少甚至消失，以及 CBDC 数字账户体系的建立，央行可能不再面临传统的“流动性陷阱”，因为央行既可以维持常态化的正常利率，也可以在经济出现通胀紧缩时，采取必要和暂时的负利率政策；最后，CBDC 使央行更有可能采取精准的价格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以更好地达到经济调控和服务市场主体的目的，比如，针对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实施更加精准的差别化利率定价。

第五，推动数字经济发展，提高经济透明度，赋能金融监管。CBDC有助于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质增效。以数字技术为载体而衍生的数字经济、数字资本和数字资产，促进了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跨界融合，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动能、新引擎。数字化经济的发展和升级，离不开数字货币和数字金融，CBDC 的研发和推广，有助于提高经济金融活动透明度，壮大数字经济、盘活数字资产、活跃金融市场要素，进而推动数字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CBDC可溯源、可追踪性等特征，可以完整反映资金去向，有利于监管机构实时锁定货币动向，实现特定的金融监管和其他经济政策目的；有助于减少偷逃税款、贪污、挪用、非法经营以及洗钱、非法集资、参与恐怖融资等经济金融领域违法犯罪行为的发生。此外，央行数字货币在提高跨境贸易支付结算便利性方面也具有明显优势。

就我国的央行数字货币的制度设计与管理，您有什么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