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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既可以被视为对一些西方国家妄图在“民主与专制”这一老生常谈基础上重新发起一场新的意识形态“冷战”的回应，也可以被视为对中国民主思想的明确阐释。欧美观点不是世界上唯一的金科玉律，欧洲中心主义的存在并不合理。只要真诚地投身于寻求平等和世界和平，全球舞台的每个主体都有权利和义务反映自己的价值、实践和思想。民主并非西方世界所独有，而是广泛影响着世界人民的生活。

其四，民主的必要性。民主存在的重要意义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它开启了在公共领域发表观点的可能性。无论是被询问、被倾听，表达需求、喜好和利益，还是在价值多元或利益冲突时与他人和睦相处，都需要一个寻求共识的恰当程序和实践，其必须建立在同样尊重和考虑所有参与者的基础之上。中国在协商民主方面的努力和实践，恰是选举民主和其他民主形式应该借鉴的。

民主的必要性既是实践问题，也是规范问题。因为它是在没有皇权或宗教信仰的情况下，为一个政权提供合法性的重要方式。当然，经济增长和不断增加的福利可以成为一种替代，但如果经济下行、不平等增加，又会是什么局面呢？

探讨经济发展与民主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关键。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自由主义者与新左翼就此进行了充分讨论。阿马蒂亚·森认为，当存在讨论不同利益和需求的集体程序并以普遍利益和公益为基础形成公共决策时，经济会变好。因此，中国以人民为中心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无疑更易于在经济和社会事项方面取得成功，因为其政治决策是以人民需求为基础的。

总而言之，民主不是西方的发明，中国关于民主的讨论也不是对西方的简单复制，中国的政治文化本身适宜于民主的发展。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中国都有民主实践。民主之于中国，与所有地方一样，都是必要的。

对于几种民主理论的探讨研究

进一步讨论民主问题，就必须明确所讨论的是何种民主。这并不是因为概念能消除理论和实践问题，而是在于它会以一种不同的视角回应新问题、新挑战。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界和政界关于民主的讨论不断增加。随着中国的高等教育逐步国际化，中国（或华裔）知识分子与其欧美同行开始开拓中国政治科学新领域。八十年代末，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间就现代化和民主问题展开论战。与此同时，一种新儒学的出现，推动了围绕传统与现代连贯性的讨论。自此，中国（或华裔）知识分子发展了关于民主问题的各种思考方式——民主转型理论、自由主义、渐进主义、新左派、协商民主、代议制民主、儒式协商，等等。新世纪以来，关于全球民主治理和协商民主的观点占据了争论的中心。

第一，民主转型理论。民主转型理论兴起于后佛朗哥时代的西班牙，后应用于拉丁美洲和东欧，再引介到中国。这一理论旨在解释从专制向民主转型的政治进程。根据此类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颇受欢迎的理论，拉里·戴蒙德和赵穗生在二十一世纪初总结到，中国出现了明显的解放，多元主义不断增长。罗纳德·英格尔哈特关于民主化的研究表明：其一，尽管中国的形式民主不多，但有效民主却得到极大发展；其二，中国的高水平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和民主需求是未来几十年民主化的指标。

第二，协商民主理论。协商民主在中国的重要性日益彰显。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西方出现关于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协商民主理论的热烈讨论。中国以自己的经历和儒家传统为基础，提供了关于社群主义和协商民主理论的新观点。著名学者何包钢认为，中国的协商民主实践已展现出不同于西方模式的独立性，西方应该学习中国的协商民主，因为它有着两千多年的实践，虽然西方的协商民主理论更为复杂，但它只是在三十年前才出现。在《寻找中国协商民主》一书中，何包钢认为，民主化进程不是必然从选举开始，可以通过民主治理的参与方式演进。他提出了一个混合政治模型，公共舆论和专家观点各占30%，政府占40%。混合投票、讨价还价、社会存在、传统权威、地方政府、劝说和协商，以实际考虑和谨慎为基础，展现出一种中庸方法论和实用主义哲学。这一混合模型不同于西式协商民主，而是有着儒家根源③。

第三，渐进主义。中国著名学者俞可平的《民主是个好东西》广为人知。他对民主的聚焦，出于对政治合法性和长期稳定的考虑，其核心概念是“善治”，指国家和公民合作管理公共生活。俞可平一方面强调，地方选举和地方政府创新、法律和行政改革及听证、民意调查等协商程序，是中国最重要的政治革新；另一方面强调，没有党内民主，就没有民主。对于政治决策制度化的需求日益增加，并不意味着西方国家的多党制或分权。民主是人类共同价值，有益于所有人。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之一在于让大家意识到我们有共同的命运和价值，譬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安全、健康和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