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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识码】A

拉美在两百多年寻求自己真正身份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进程中，总是在某种程度上在将欧美思想视为应该借用或反对的模式与有必要回到自己之间来回摆动。为克服这些困难和挫折，我们有必要拓宽“值得注意”的他山之石的范围。中国是理想的伙伴，不仅因为其是世界大国，也因为其引人瞩目地将传统、现代与创新相结合。

我们不仅将中国作为研究对象去了解，而且还要与其对话、向其学习以及共同学习，以拓展研究视角并合力形成新思维方式，从而更好地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而非西方世界所独有

当前，欧美的民主实践不仅受到批评，而且日益成为令人担忧和失望的对象。其原则也不能免于被批评，福山历史终结论的预测远非事实。

不同类型的民主（自由主义民主、参与式民主、代议制民主、全过程人民民主、民粹式民主、协商民主）有不同的运转原则，它们彼此之间是竞争和合作的关系。因此，当我们听到“西式民主并不比中国制度具有更强的自我纠错能力”①“中国或许比早已有明确的宪法制度的国家有更多政治试验空间”②等说法时，不应感到奇怪。民主不仅是中国的关切，也是国际社会的重要关切。

其一，政治文化。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的东方主义塑造了一些人对中国的刻板印象，这一观念也在十九世纪被许多旅行者、作家和政客用来描述南美。值得思考的是，尽管西方在历史上并非民主的样板，但西方政治文化却从未以同样的方式被质疑过。

东方专制主义受到包括李约瑟、阿马蒂亚·森和许多协商民主支持者在内的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的极大批判。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在中国和其他一些亚洲国家的历史上，曾出现过协商、规劝机构，这使得我们有充分理由去反对那些有着怪异倾向的专制主义假说。中国并非“欧洲中心论”思维框架的唯一受害者，其他发展中国家也曾面临同样的质疑。

简言之，欧洲将自己视为民主的唯一发源地，这也使其充满优越感，并将其存在“合法化”。但遍布亚洲历史的民主实践（或者是民主的种子），恰恰证实了这一断言的虚伪性。

其二，民主与现代性。十九世纪末以来，民主和现代性在中国得到系统讨论。如果认为这是西方带给中国的，那便是极大的误解。因为就本质主义的范畴看待这一问题，“舶来”的概念并不足以充分阐释本土问题。概念之所以从未反映实际，问题不在于起源，而在于在新的语境和历史集群下定义问题的方式。在相当程度上，中国的中庸之道和实用主义非常有效地规避了这些西方思想所贩卖的忧虑。

无论如何，1911年至1949年间，出现了关于传统（中国）与现代（西方）思想以及寻找中国通向民主道路的大讨论。特别是新文化运动，引发了在不放弃激进西方思想的同时更新传统而兴起的文化热潮，一些人提出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基础的思想，力图以一种新方式结合东西方的长处。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毛泽东时代将民主定义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的人民民主，习近平主席进一步提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19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首次提出“人民民主是一种全过程的民主”的重要理念。2021年10月，在中央人大工作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对“全过程人民民主”进行了全面阐述，他指出：“民主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始终不渝坚持的重要理念”，“民主是各国人民的权利，而不是少数国家的专利。一个国家是不是民主，应该由这个国家的人民来评判，而不应该由外部少数人指手画脚来评判。国际社会哪个国家是不是民主的，应该由国际社会共同来评判，而不应该由自以为是的少数国家来评判。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用单一的标尺衡量世界丰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单调的眼光审视人类五彩缤纷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的。”“评价一个国家政治制度是不是民主的、有效的，主要看国家领导层能否依法有序更替，全体人民能否依法管理国家事务和社会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人民群众能否畅通表达利益要求，社会各方面能否有效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决策能否实现科学化、民主化，各方面人才能否通过公平竞争进入国家领导和管理体系，执政党能否依照宪法法律规定实现对国家事务的领导，权力运用能否得到有效制约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