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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健的博士论文以“地区平等问题研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视角”为选题，也是受王振民教授影响。“他带着我们研究落马洲河套地区开发、港珠澳大桥管理、‘一地两检’等，都是很前沿的实践问题。”

2011年下半年，胡健参加博士生服务团，在广西那坡县委组织部锻炼。他深入与越南接壤的乡镇调研，走访上百名乡、村基层干部、选调生、大学生“村官”和贴边村群众。他撰写的近两万字的《中越边境地区发展情况调查报告——以广西自治区那坡县为例》，被清华大学评为优秀成果。胡健提到：“博士论文引用了不少这次实证考察的资料，这段经历让我明白必须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

他的博士论文出版后，获第九届“董必武青年法学成果奖”一等奖。华东政法大学教授胡玉鸿对此文高度肯定：“以往对平等的研究，往往关注的是‘人’，但本书跳脱了传统的研究范围，将研究触角伸向了在一元制结构下地区与地区的平等问题。这是立足于当代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以及在享有的法律地位上的不同而进行的理论创新，意义重大。”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韩大元评价：“作者将地区平等命题引入到地区协调发展、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流动人口子女的受教育权以及大学招生名额分配中的地区偏好等现实问题，既有客观的学术评价，也有建设性的对策与建议，使本书提出的学术思考与观点贴近公民生活，凸显实践理性。”

胡健以其扎实的学术功底、理性的学术观察与务实的学术态度开展学术研究，体现出一个青年宪法学人的学术责任与追求。

二、立法机关的熏陶和锻炼

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立法是为国家定规矩、为社会定方圆的神圣工作，立法人员必须具有很高的思想政治素质，具备遵循规律、发扬民主、加强协调、凝聚共识的能力。”

胡健所在的法工委，是重要的立法队伍。2004年，胡健有幸加入这支队伍，成为一名青年立法人。在这里，他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经历多岗位历练，也亲历了法治中国建设的诸多历史性时刻。

亲历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

到2010年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是党的十五大提出的新时期立法工作的总目标。胡健参加了这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工作。他先后参与研究法律体系的结构、层次、部门划分，宣布法律体系形成的条件和时机，下一步完善的总体思路及工作重点等若干重大问题，参与在法律体系中起支架作用的重要法律案的研究修改，参加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集中清理，参与起草有关中央文件、重要文稿和白皮书，将理论研究和实践运作有机结合，努力为法律体系的形成做好充分准备。2010年，在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的舞台上，中国矗立起一座丰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如期形成，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各个方面实现有法可依。胡健说：“作为当代青年立法人，我们有幸见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形成的历史性时刻，既倍感自豪，又深感责任重大。”

审议法律案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重要职能，也为年轻人的成长提供了锻炼的平台。“我很荣幸11次参加大会法案组，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物权法、反分裂国家法、立法法修改决定、宪法修正案、民法典等重大立法项目做好服务保障，并多次获评大会青年服务标兵。”胡健介绍，无论是代表大会审议的法律案还是常委会审议的法律案，法工委都要做大量的调查研究、沟通协调工作，同时还要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建议，在此基础上凝炼法意、表述条文、形成文本，经统一审议后再依法提请代表大会或者常委会审议。胡健深感，法工委有浓厚的研究氛围，每起草修改一部法律案，都要形成少则几十篇多则上百篇的“简报”。“简报”不同于学术论文，也不同于普通公文，必须用最精炼的文字表达最深刻的法理、反映最重要的情况，是立法机关独特的工作方式和有效的锻炼平台，从一定意义上讲还是极其重要的记录立法原意的“史料”。胡健介绍，法工委还有非常民主、平等的工作氛围，讨论法律案鼓励大家畅所欲言，只要言之有理，年轻人的意见也会被立法吸收采纳。正因如此，王汉斌、顾昂然、杨景宇、胡康生、乔晓阳、李适时、李飞等老领导在不同时期，都形象地把立法工作形容为“三结合”，即立法工作者、实务工作者、理论工作者的有机结合；将法工委的一整套工作机制总结为“上山下乡、寻师访友、引经据典、切磋琢磨”。胡健感言：“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审议通过的每一部法律，都是党的主张和人民意志通过法定程序形成的国家意志，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判决书、起诉书必须署上法官、检察官的名字，但法律文本唯一的作者只能是‘人民’。立法队伍是一个甘居幕后、默默无闻的苦力班子，法工委的每一位同志都为国家法律的制定、修改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

助力立法制度的完善与实施